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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类似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前一代公司相比,新一代的平台企业为了生存,在与政府关系上迅速学得聪明老成了。
我们看到它们使用的一些方法很新颖,在某种意义上,在它们自身内部仍然保持着以大众为基础的特性。
例如,2015年7月,Uber在纽约精心设计了一场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是为了反对一项受到市长比尔·布拉西奥(BilldeBlasio)支持的设置Uber司机数量上限的提案。
该运动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其应用程序中添加了“deBlasio”
(市长的名字)按钮,这直观说明了(也许并不是太严谨)设置司机数量上限会如何影响客户的等车时间(见图6.1)。
最后Uber赢得了运动的胜利。
图6.1“deBlasio”
按钮,反对设置司机数量上限运动的一部分
同样,2015年11月,Airbnb公司宣布,它将通过开展一个在100个城市里创造100个家庭分享俱乐部以更好连接超过400万用户的政治权力的活动,推动一种新型“公会”
产生。
这种能在关于监管的辩论中迅速聚集和利用消费者的声音来做出有力反击的方式的出现——杰里米·海曼斯和亨利·蒂姆斯在2014年12月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中解释为一种“新势力”
的展现——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由企业发言人、政府官员及劳动力管理组织组成的监管者行列里给了消费者一个位置。
与此同时,许多平台在很早的时候就将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才引入这场混战中,如Uber的戴维·普洛夫(DavidPlouffe)和阿什维尼·恰布拉(AshwiniChhabra),Airbnb的戴维·哈特曼和克里斯·勒翰(ChrisLeha的大卫·埃斯特拉达和约瑟夫·欧克帕库(JosephOkpaku),Etsy的阿尔泰亚·埃里克森以及Getaround的帕登·墨菲。
平台还积极启用能力极强的布拉德利·图斯克(BradleyTusk)和詹姆斯·卡帕尼诺(Jameso)作为发言人。
在许多方面,政府利益支持者都赞同这种方法,因为,正如2015年在旧金山一名政府官员在和我的谈话中说道:“与一个真正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人进行交流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为什么这些专业知识那么重要呢?因为分享经济对一直以来受到高度监管的熟悉领域的服务传统带来了新的供应方式,监管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
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体现在2015年5月,两名众议员埃里克·史瓦维尔(EricSwalwell)(民主党)和达瑞尔·艾莎(DarrellIssa)(共和党)建立了一个跨越两党的分享经济核心会议来讨论推动国会采取行动,到2015年年底,该核心会议吸引了很多国会议员的兴趣并参与其中。
面对这样一个商业世界,个人和专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供应商规模上差别巨大,从市值数十亿美元的连锁酒店到兼职的Airbnb房主,我们该怎么建立一个有力的监管体系来维护个人自由和消费者安全,而不让6%的不良经营者伤害94%的守法经营者,而且不给城市和州政府带来严重负担?要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本章将提出一个观点:通常与信用来源联系在一起的监管并不一定要来自政府。
换句话说,历史表明,监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政府,还可以来自其他地方。
我会让你有一个感性体验,可以感受到经济交易中的信用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为什么这些规定很重要,以及分享经济如何向现有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
我还将解释三个新兴模型——对等监管、自律组织、通过数据进行委托监管。
我相信这些模型代表了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最有希望的未来监管模式。
最后,点对点平台能够建立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社会可以发展出更多的理性、道德,和参与性的监管——在该模式下,使用者和供应者都平等参与,并且共同负责制定相关法规。
尽管有一些监管机构的担忧,分享经济或许不会导致监管的衰落,而是相反,使监管得到加强并实现多样化。
但监管的模样也必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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