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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体制继续将社群和声誉作为信用的基础，为什么我们要返回到已经被这些新组织结构所取代的旧体系里呢？是的，如果要依靠合同和产权，则需要每笔交易都要达到一定的合理规模水平。
因为签订合同的成本是很高的，聘请一名律师也很昂贵。
当你的合同是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零件时，这是值得的；而如果仅仅是对巴黎的两晚住宿费用而言，这笔支出就似乎太多了。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每天无数日常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呢？想想你在这些交易中的个人经验。
很有可能它们与“机制”
中两种因素的其中一个有关——政府监管机构或企业品牌，而且你会依赖其中一个或两个都依赖来建立信任。
比如食品安全，一个系统化的政府干预的最早实例（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美国，你相信你买的肉是安全的，是因为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存在。
[65]但你也可能信任某一个你认识的品牌的食品安全，而不相信另一个你不认识的。
在一个你不清楚其食品安全法律的国家，你会觉得喝可乐更安全，因为它是你信任的品牌。
同样地，让你的孩子在六旗游乐园（SixFlags，世界上最大的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总部设于纽约市）坐过山车你可能觉得放心，但让他们在公路边一个无品牌的主题公园里乘坐同样的过山车你可能就会犹豫，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是同样监管的。
政府监管机构与品牌效应相结合，即以追求长期利益为目标、遵守监管规定，以及致力于提供持续的高质量、安全的体验，这些构成了今天多数西方经济体的信任基础。
在今天的分享经济中，品牌的重要性同样不可低估。
我们仍然是一群将信心寄托在品牌名字上的人：Airbnb、Lyft、Uber等平台清楚这一点；当eBay设立了“实力卖家”
时也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当BlaBlaCar通过司机在平台上的行为表现来对其信用进行认证时也明白了这一点。
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挑战，要在交易前处理大量的信息。
一个知名的品牌就大大减轻了这种负担。
那么为什么在分享经济中我们需要另一个不同的信任基础设施呢？因为将西方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规则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中，被证实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同样地，将工业经济的政治经济规则运用到分享经济中的努力也应当慎重。
总之，历史表明，不同类型的经济需要不同的调节方法。
正如诺斯所观察到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至少两个重要教训：
（1）尽管法律法规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的行为规范通常只会逐渐改变。
因为正是这些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为法律法规提供了“合法性”
，革命带来的变化并不像其支持者所期望那样有革命性，真实的表现跟预期相比会有所不同。
（2）采用其他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体，相比原有经济会出现非常不同的性质特征，因为它拥有不同的非正式行为规范和执行方式。
换句话说，历史表明，简单地采用现有规则运用到新经济中既不可能，也不可行。
下面的挑战是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毕竟，如果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的监管模式，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模型来发展新兴分享经济呢？解决方案已经在点对点平台内开始萌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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