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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我长大以后，同学和朋友对我很爱护，没有人欺负我，都在帮助我，这也是我的幸运。
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特殊照顾。
我没有读过初中，刚开始就读高一。
高一的时候我有很多科目落后，因为这些初中的科目在家里是无法自修的。
而我的学校辅仁中学给我优待，让我第一学期先试读，通过试读考试后再正式入学。
我第一次月考就通过了试读考试。
在辅仁中学，一路读上来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愿意帮我的忙。
特别是有个小班，最后几名的同学跟我一样，放学以后再学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由功课最好的同学辅导，温习当天的功课，弥补我的不足。
大家互相帮忙，一起温习，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每个人都把自己学到的、理解的知识输送给别人。
我相信我那个班是辅仁中学相处最和谐的一个班，也是后来进入学术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这些都是我的幸运。
后来我到大学，到研究所，帮助我的人无处不在。
在芝加哥，医院免费替我开刀，一分钱不收。
这一辈子，我虽然残缺，但是得到了特别多的恩惠和保护，也感受到了特别多的温暖。
这使我能够撑到今天，所以我感恩，我不抱怨。
我生于忧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每个人都在逃难。
我还算运气好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是前线的最后一关、后方的第一道。
他从武职转文职，在战区帮助那里的组织单位，支持前线的后勤工作，包括供应粮食和服装，以及发动民团的支持。
我们一直待在前线附近，经常要逃难。
日本人过来了，我们近则在湖北的几个县流转，远则逃到四川去，进川、出川，我们挪了好多次，见证了无数灾害，看见了无数人的死亡。
我那时八九岁。
在万县的那半年，半个县城被炸掉。
出了屋子，我看到地上一片光亮，房子被烧光了、炸平了。
晚上不能睡，大家都笼罩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里，你们能够想象吗？逃难路上，几百人挤一条船，但是到了生命都在刀尖上的时候，我们的同胞都让老人和小孩先上船，壮汉留在后面帮忙把别人家的孩子、妇人送上船去，最后他们拿着枪上船。
挤不上大船的人就坐小船，跟着大船划，希望可以与亲人在岸上再见。
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灾难的可怕，以及那种吃不饱的饥饿感。
当时，上百个伤兵被运过来躺在村子的晒谷场上，第一天听到他们在呻吟，第二天声音变小了，第三天声音没了——人都死光了。
治疗他们的军医，没有药，没有工具，活活地截下腿来，但伤兵的命还是丢了；活人就靠高粱酒止痛，洗伤口，这多么痛苦！
整个村庄的人都在逃难的路上，老人走不动了，和年轻人说：“你们走，你们走！
留个种！”
生产粮食的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战火燃烧，饥荒蔓延。
我父亲为了解决军民的粮食，在山崖水畔的地方，吩咐保长、当地的父老乡亲尽量种番薯。
于是，在山崖水畔的地方种满了番薯，几十万的难民和村庄的几千人都有了食物保障。
这种日子我们熬过来了。
我二哥十三岁就开始徒步行军，与同龄的孩子一起走几百里路到安全的地方去上学。
他们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扎草鞋、缝补衣服。
这种灾难、这种忧患，各位在今天这种安全的环境，在小康社会不能想象，但我们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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