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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大陆读者说，希望“能够以同情之心、以彼此谅解之心来理解台湾”
。
精神的健美
尽管在台湾的几年气氛比较压抑，但许倬云在这期间有了意外收获。
1970年，再次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访问教授（1972年转为长聘教授）时，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结婚一年的妻子孙曼丽和八个月大的孩子。
许先生夫妇与母亲及幼子许乐鹏留影，摄于20世纪70年代初
刚结束博士学业回台湾时，嫂嫂们担心他的残疾，曾劝他：“老七（许倬云排行第七），去乡下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可以生孩子、管家就行。”
许倬云不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就行了？”
许倬云心中一直存着一道界限，要找到那个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女孩子，“能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
，不是这样的人跨不过他心中的界限。
孙曼丽是陈永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曾是许倬云的学生。
不过在学校时他们并无过多交往，直到孙曼丽毕业两年后，因为工作的事情两人有些书信往来，才发现“凡事都谈得拢”
。
与许倬云夫妇熟识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行政人员马敬说，他们夫妇一直相濡以沫。
认识他们十几年，从未见他们有过争执——“每次许先生外出，师母都送到门口，还要亲昵地摸摸他的头。”
许倬云先生全家福
对残疾，许倬云的态度一直坦然，并不因此自卑自弃或是有所忌讳，有时还会自嘲。
他在芝大读书时，要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课得去三楼，他在书中提到这段往事：“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得干干净净了！”
在匹兹堡大学留下任教后，和自己当年的导师一样，他也给了学生很大的自由度。
“从精神上来看他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学问好，文笔好，对人还非常诚恳，没有任何偏见，哪怕你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他也能和你很平等地交谈。”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
1982年，她和王小波赴美攻读硕、博学位，他们都是许倬云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王小波上许倬云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学习”
课程。
由于心脏不好，王小波“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许倬云身体残疾也坐不直。
师生二人“东倒西歪”
，倒也自由自在。
许倬云对王小波无所设限，允许他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
1987年，葛岩也成为许倬云的学生，下课后还常去许倬云家里做客。
每年春节，他都和几个中国同学聚到许倬云家里包饺子。
遇到中国学者访美与许倬云一起吃饭，许倬云总要找葛岩相陪。
有一次，葛岩到了餐厅门口才知道要求正装，但那时候他刚到美国不久，既没有车也没有西服。
许倬云让孙曼丽赶紧开车带葛岩去找人借衣服，在楼下等他换好了正装，又开车把他带回餐厅。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现在自己也带学生，才体会到老师的用心，为我了解前辈学者、开阔眼界创造机会。”
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葛岩感慨道。
葛岩记忆中，导师有很多令他感怀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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