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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直到遇见我的太太孙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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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伤残，这是我的灾祸，也是我的福气。
我一辈子不能做俊男，所以一辈子不能有美女。
十三四岁时，兄弟姐妹们都去上学，住在学校里。
当年他们的学校都流亡在几百里、几千里之外，只有我独居在重庆南山，除了松树就是白鸽，女孩子对我来说，眼不见，心不动，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现在年纪大了再回想起来，我对女性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姐妹、堂姐妹、表姐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我脑子里，女孩子从来没有什么神秘的，也无所谓可爱或可怕。
在我眼中，她们都只是个人而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无锡念书那两年半，我忙得发昏，因为我必须从零开始，夜以继日地用功，直到成绩名列前茅。
说实话，如果我跟平常人一样健全，在正常学制里，不见得能激发出这样的学业兴趣与动机。
当时男女之防相当严格，教室里的座位，男生坐六排，女生坐两排。
由于我免上体育课，当大家去上体育课时，教室里空****的，只剩我一人。
男同学们有时会托我传书递简，要我拿信放在某个女生的抽屉里，等于是邮差，现在想来我觉得很好笑。
我也跟其他男女同学一起合办板报、写文章，那时候同学之中已经有人搞学生运动，江南学联的领导学校就是辅仁中学。
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儿女之情暂时摆到一边，所以也没怎么样，我还觉得班上的女同学仿佛都是我的表姐妹、堂姐妹呢！
对我而言，每个人都只是个体，没有叫我特别动心的，而且班上男生和女生的人数比例是5︰2，每个女生都有我的朋友追求，在道义上我也不能再有什么行动，这是“江湖义气”
。
我们在战争中、在逃难中长大的人，江湖义气摆第一。
在台湾大学时，我也未尝没有相当谈得来的异性朋友，只是缘分止于友谊。
在芝加哥读书时，大家开同乐会，我的工作常是在舞会门口收门票。
俊男美女虽多，但我不沾惹这些事。
不过也有女同学觉得我为人直爽，跟我谈话有一定的趣味，我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聊。
而且我对文学的兴趣很高，她们认为我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连外国的女孩子也愿意跟我聊聊天。
我很理解这种情形，甚至不把她们当女生，只是一些可以谈话的好朋友。
我开刀住在医院期间，有个中国女孩子在里面做事情，经常来找我，蛮照顾我的，别人误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后来连我也没有把握，她对我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开自己，我在心里筑了一道墙，过滤外来的东西，使我不会盲目。
这道墙是我天然的残缺，有其他动机的人，自然会被这道墙过滤掉。
我心里一直存着界限：必定要有一个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得看见另一面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得见这个人，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自然条件，我会打开心门的。
所以，欣赏我的性格以外的人是不会进来的，因为她不会欣赏我。
俊男美女很容易搭在一起，但那中间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有这个天然的过滤器，比较不会犯错，直到遇见我的太太孙曼丽。
曼丽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的同班同学，他们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我对身边女生的高矮胖瘦常常搞不清楚。
我除了注重他们的课业，常常盘问功课之外，其他事就不太管了。
他们交报告的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好像有点怕我；后来我当了系主任，很多学生不敢到主任办公室来。
老实讲，我对他们班上的同学一点都不熟悉，只是从考卷和他们写的文章，交叉配合，判断这个学生的程度如何。
因此，曼丽在学校读书时，我并没有追求她，直到她毕业两年后我们才开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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