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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精神病学讲师，同年，我也成了精神科门诊的主任医师。
我在主任医师的职位上干了四年之久。
到了1909年，我因着实无暇他顾而不得不辞去此职。
在这四年间，我的私人诊所规模日益扩大，所以医院的职责便兼顾不过来了。
不过，我仍担任教职至1913年。
我讲授心理病理学，捎带也会讲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以及原始心理学。
我教授的就是以上科目。
头几个学期，我主要是讲催眠，也会讲到让内和弗劳内伊[1]的理论。
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变成我讲授的主要内容。
在催眠课上，我会给学生展示如何催眠一些病患，再对其个人经历寻根究底。
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一位明显有着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
她58岁，拄着双拐，由女仆陪同。
17年来，她因左腿麻痹而吃尽苦头。
我让她坐进一把舒服的椅子里，请她讲述她的经历。
她开口便讲个不停，又讲这一切是多么糟糕——把漫长的病史讲得万分详尽。
我只好打断她，说：“好——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我来为您催眠。”
我的话音未落，她已闭上双眼，陷入了彻底的恍惚状态之中。
根本无须催眠！
我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打断她。
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那些梦境表现了对无意识相当深刻的体验，只是数年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
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进入了某种谵妄状态。
这种情景让我越来越觉得窘迫。
现场有20个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他们示范如何催眠。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我又一次想唤醒她，她却不肯醒来。
我感到惊慌失措，忽然想到，可能是我无意间发现她潜伏着的精神病了。
我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把她弄醒。
我始终没有让学生们看出我心里的紧张。
这位妇女醒来后，看起来一副头晕眼花、大惑不解的样子。
我对她说：“我是医生，这里一切正常。”
此时，她忽然大叫：“我痊愈了！”
她弃掉双拐，能够行走自如了。
我窘得面红耳赤，但仍向学生们说：“如今你们看到催眠是多么神通广大了吧！”
实际上，我压根儿不晓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次经历是促使我放弃催眠的原因之一。
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妇女却真的被治愈了，并兴高采烈地走了。
我请她随时通知我她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24个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
但是，她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尽管我满心狐疑，也只好接受了她已经痊愈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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