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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是在得到实验结果之后很久才理解了他著作的含义。
但这时，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你若这么做了，装作不知道弗洛伊德，便是学术造假。
你不能把学术生涯建立在谎言之上。”
于是，问题迎刃而解。
自此以后，我便公开成了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为他而战斗。
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报告人在论及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时有意避开了弗洛伊德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为弗洛伊德辩护。
1906年，我就这一事件为《慕尼黑医学周报》撰文[3]，介绍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其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了解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两位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要是我仍站在弗洛伊德一边、继续为他辩护，我的学术生涯便岌岌可危了。
我回信道：“若弗洛伊德所言确是真理，我就会支持他。
如果所谓学术生涯要建立在限制研究、掩蔽真理的基础上，我将弃之如敝屣。”
在那之后，我依然为弗洛伊德和他的思想辩护。
然而，基于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我仍然不能接受一切神经症皆源自性压抑或性创伤的观点。
有些案例的确如此，但另一些案例却不是这样。
不论如何，弗洛伊德在调查研究方面独辟蹊径，那时他所招致的震耳欲聋的反对声在我看来着实荒谬。
[4]
赞同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表达的观点的人不多。
实际上，我的同事都对我冷嘲热讽。
但是凭借这本书，我才认识了弗洛伊德。
他邀请我去探访他，1907年3月，我们在维也纳第一次会面。
我们在下午一点钟碰头，随即一口气谈了13个小时。
弗洛伊德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在我当时见过的人中，没有人能与他比肩。
他的态度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我觉得他非常聪明、睿智、卓尔不群。
不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有些复杂，我无法用文字描绘他。
他讲的性理论让我印象深刻。
但是，他的话未能消除我的犹豫和疑惑。
有好几次我试着提出我的保留性意见，但每次他都将之归结于我缺乏经验。
弗洛伊德是对的。
在那时，我尚未拥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驳。
显而易见，不管是从个人还是哲学的角度出发，性理论对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对此印象至深，然而我无法确定，如此强调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主观偏见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确凿的经验。
弗洛伊德对待精神的态度尤其令我大为不解。
只要一个人或一件艺术作品显露出精神性（指智识层面的，而非超自然意义上的），他便质疑它，并迂回地证明它是受到了压抑的性欲的影响。
不能直接解释为性欲的事物，他称为“心理性欲”
（psychosexuality）。
我抗议道，按这种逻辑推论，这种假设将导向文化崩塌的判决。
这样一来，文化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成了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成果。
“是的，”
他赞同道，“事实如此，而这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力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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