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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说仅仅是由于偶然——其他一切可能的原因都被自动排除了——莱茵河倒流了一次，这在我看来是绝无可能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有几个一直在搞桌仙转（table-turning）降神会的亲戚写信来了，还有一位灵媒，是一名年仅15岁半的姑娘。
这几个亲戚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位灵媒，据说她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想起了我家房子里发生的怪事，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与这位灵媒有着某种联系。
于是，我便开始参加亲戚们在每周六晚上定期进行的降神会。
我们所寻求的结果来自墙和桌子发出的信号与叩击声。
不依赖于灵媒，桌子的自动移动便是令人起疑的，而我很快便发现，这一试验所依赖的限制性条件往往会产生妨碍效果。
很显然叩击声是自动发生的，所以我便接受了这一点，随后我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信号的内容。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
这种试验持续了大约两年，我们所有人对此事都感到相当厌烦了。
我还目睹了灵媒使用把戏来制造异象，这使得我退出了这一系列试验——我对此甚觉遗憾，毕竟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怎样形成、怎样进入一个孩子的意识中并最终将第一人格整合进来。
那位灵媒拥有的便是一个早熟的人格，后来她得了肺结核，死时只有26岁。
在她24岁的时候，我又见了她一面，再一次印证了她的人格既独立又成熟的印象。
她去世以后，我听她的家人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点崩解了，最后她回到了一个两岁孩童的状态，并以这种状态进入了长眠。
在医学诊所里，弗里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玛曼的位置。
我在穆勒身上意外发现了一个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灵魂。
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是如何理解问题的，还看到了他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本身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而在穆勒一方，他似乎也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因为在我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议我可以当他的助手，与他一起去慕尼黑，因为他已接受了那里的一个职位。
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选择内科了。
我正要这样做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使得我清除了关于未来事业之选择的所有犹豫。
尽管我以前上过精神病学的课，也干过临床的活儿，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的老师却并不太启发人意，再加上我回想起了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父亲造成的影响，这一切着实无法使我对精神病学有什么好感。
因此，我在准备审核考试的时候，最后才复习到精神病学的教材，我并未指望能从书中学到什么。
我还记得翻开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编著的教科书[11]时，我心里想的是：“好的，我们来看看一名精神病学家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吧。”
课程与临床示范给我留下的印象微乎其微。
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例，我一个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当时觉得又无聊又厌烦。
我从序言开始阅读，想要看看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这门学科的，或者又是怎样合理地解释现存的一切的。
为了解释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我必须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医学界一般是非常看不起精神病学的。
没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学，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将个体的病例变量纳入整体考量的心理学。
在精神病院里，院长和病人都被关在一起，整个机构孤立于城郊，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过去关麻风病人的传染病院一样。
没有人愿意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
精神病院的医生们知道的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因此他们的感受也和门外汉一样。
精神疾病是一种无药可医的致命疾病，这种看法也给精神病学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时，精神病医生也被人们视作怪人，我很快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一翻开序言，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概是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及其未完善之发展状况，精神病学教科书也被打上了或大或小的主观印记。”
我又读了几行，发现作者称精神疾病为“人格之病”
。
我的心突然怦怦跳了起来。
我不得不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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