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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和比才的音乐交融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风，浑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虽然我不太能够领会这背后的深意与意义。
其实，那整个星期看起来是非常阴沉的，时值1900年12月1日至9日。
在斯图加特，我前去向我的姑妈赖默尔-荣格（Reimer-Jung）辞行，她的丈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
这位姑妈是我祖父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VirginiadeLassaulx）所生的女儿。
她是一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是个生性快活的人。
我觉得，她沉浸在一个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幻想和不着边际的回忆的世界中——那是正在消亡、无法挽回的往事的最后一丝气息。
这次拜访之后，我彻底挥别了对童年的怀旧之情。
1900年12月10日，我开始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BurghlzliMentalHospital）担任一名助理医师。
我很高兴能去苏黎世工作，因为经过几年时间，巴塞尔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沉闷而乏味了。
在巴塞尔人眼中，除了巴塞尔，其他城镇似乎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
。
比尔斯河（RiverBirs）以北都是蛮荒之地。
我的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认为我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后悔。
然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回去，因为在巴塞尔，我自始至终都贴着牧师保罗·荣格之子、教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之孙的标签。
我便是一个知识分子，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
我抗拒这一切，我不想也不能让自己被定性。
虽然我觉得巴塞尔的知识界有一种让人仰慕的国际化氛围，但是传统的重担让我难以承受。
然而在苏黎世，一切都不同了。
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结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商业。
因此，苏黎世的气氛是自由的，而我一直都看重这一点。
在这里，人们不会通过你祖上几代人的背景来评价你，这里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
我至今都对巴塞尔持有一种怀旧的偏爱，不过我知道它早就不是曾经的样子了。
我还记得那些旧时光，巴霍芬（Ba）与伯克哈特走过的街道，坐落在大教堂后面的牧师礼拜堂，还有莱茵河上那一半由木头筑成的老桥。
在伯戈尔茨利工作以后，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实——一切的意图、意识、职责和责任都融为一体。
这就像一个进入尘世的修道院的入口，我归降宣誓，从此只相信概率、均值、老生常谈、贫瘠的内涵，宣布放弃一切神奇和重要的事物，将一切超凡卓绝之物降为平庸。
从此之后，只有毫无内容的外表，有头无尾的开端，毫无关联的意外，范围越来越窄的知识，被宣称只是小问题的失败，令人沮丧的狭隘远景和看不到头的无聊日常事务。
一连6个月，我将自己囚禁在酷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想要适应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从头到尾把50卷的《精神病学概论》读了一遍。
我想知道，人类的头脑在面对本身的毁灭时是如何做出反应的。
因为在我看来，精神病学所清楚讲述的，是所谓的健康头脑在面对精神疾病之时所做出的生物学反应。
我对同事们的兴趣不亚于我对病人的兴趣。
在随后的几年中，我悄悄统计了我的瑞士同事的遗传背景，并从中学到了很多。
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些教益，二是为了理解精神病人的心理状态。
毋庸多言，我专心致志地工作，自愿闭门谢客，这使我与我的同事们很是疏远。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来说有多么奇妙，我又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参透它的玄机。
在那个时候，我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尚未苏醒，我正对所谓正常状态的病理变异着迷，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个深入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心灵的机会，这是我渴望已久的。
这一切便是我开始精神病学研究时的情形——这些主观经历塑造了我的客观生活。
我既不想，也没有能力超越我自己，去以一种真正客观的角度观察我自己的命运。
我也可能会犯写自传的通病，不论是以幻想来补全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写下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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