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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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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协会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我终于接受领导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
说心里话，我对作协这一类机构是抱有怀疑的。
由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层出，苟延残喘。
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小钱然后把这点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
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有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
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
我明白，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点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
“大局维持，小项得分”
，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
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人精力的“小项”
之一。
在我看来，作协其实并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比如作家从来不是什么作协培养出来的，开餐馆、拍广告等“以副养文”
又有不务正业和自我糟践之嫌，算来算去，别把杂志社的编制和经费浪费了，也算是件事吧。
《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八十年代曾经还不错，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
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
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粧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这种困境并没有使我感到绝望，倒是使我暗暗满意和高兴。
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
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事逻辑。
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
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
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
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
王雁翔，离校还不太久的硕士，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随和以及不失公道，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
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
的口碑。
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
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没有估计错，她终于在我强词夺理的鼓动下同意伸出援手，暂时中断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接下这一个烂摊子。
她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巳经办过好几本杂志。
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
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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