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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决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决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
相反，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
的“新左派”
，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此后数年里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
的“新右派”
，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
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他当时来海口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坐在角落里几乎始终一言不发，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
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淡淡地说：“你似乎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没有好的主义，这恐怕有问题。”
事隔很久以后，我才大致摘摩出他当时正在思考和筹划什么，并愿意有所理解。
但我不会收回我的话，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专业的顽症。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义易改，本性难移。
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
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
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
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
这个“派”
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
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夫。
《天涯》甚至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
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
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军队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幵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
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
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做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
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
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
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
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
《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
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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