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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一切动笔写作人都纳入“作家”
的范围，当然就使很多学者都有了参与《天涯》或者说与文学会师《天涯》的机会，《天涯》也有可能从三流文学来稿中突围出来，得以开发和吸纳文学家之外的广阔文化资源。
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堤外损失堤内补”
、“作家少了学者上”
的策略。
我和蒋子丹都预感到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因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大潮渐退之后，经过国际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新的矛盾正在浮现，人们对现实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
和“重振人文精神”
的讨论已经呈现出一次新的再启蒙即将到来的征兆。
相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疲惫和空洞，这一次轮到理论这只脚迈到前面来了，于是再启蒙首先是在思想界发动，理论而不是文学成为了这个时候更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次再启蒙使这个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完全改写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在很多方面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纪录。
关于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精神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后来都逐一成为《天涯》的聚焦点。
《天涯》参与或发动了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是这一再启蒙的推动者，也是这一再启蒙的受益者。
一批作家化的学者和一批学者型的作家在我们的预期中走上了文化前台，释放了挑战感觉和思维定规的巨大能量。
作为这一过程的另一面，这些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
大传统，大大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更不要搞成“概念空转”
和“逻辑气功”
。
那些事情也许别有价值，但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导》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
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
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
作为一九九七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导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
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
笔名“范闻彰”
就是“（示）范文章”
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
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
以作遮掩。
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
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
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
，就是有事无理的“浅”
，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
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人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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