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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职工作在报社，算是《天涯》的兼职编辑，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的作家和学者们有较广泛的交往，刚好弥补了编辑部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如郑国琳瞪大眼睛说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这些人都算得上我们在海南这地面上淘来的金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刚来时都还较为缺乏刊物编辑的经验，每人一天得退上几个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为审读者他们也还有学养的不足。
编辑部订阅了《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批评探索》等数种英文期刊，但能够读懂外刊大要的编辑为数不多。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中国在报刊图书出版这一块到九十年代还是官营计划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随便拿到什么地方去办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调来任职的，光是户口、住房、编制、职称等等因素，就足以使远在边地的《天涯》无法自由和广泛地利用全国人才资源。
这使《天涯》在承受产品销售市场化的压力的同时，还没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场化的好处。
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
关于这两位，蒋子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
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
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兴高釆烈的程度。
出国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
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
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美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
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
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
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
。
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
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
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
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
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做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
一九九五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
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醒、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
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
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
和“大锅饭”
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而不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
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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