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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
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
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
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
，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也非万能。
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人，比如这些收人可以用来投人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花几万元来从事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要花几万元投入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么，不劳者不获食么，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
你能让大家都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点丑陋了，而“独裁”
和“集权”
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
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
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
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
进一步说，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而需要理智的民主给自己装一个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
、“治近不治远”
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
《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
《天涯》当然无意成为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
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
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
的简单化不以为然。
我相信，那些“公有化”
或“私有化”
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
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
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
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
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巳被指定为“新左派”
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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