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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
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
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
我在一九八八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入点。
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
还是“现代”
？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
还是“市场”
准**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
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
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
还是“消费文化”
？……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卞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
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
“私有制”
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
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
而“多党制”
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
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
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
对阵“新右”
或“新自由主义”
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
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
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
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
当时《天涯》在欧洲巳因“新左派”
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
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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