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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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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边最后一抹火烧云熄灭,浓浓夜幕低压四野,长夜便开始在热气骤退的草原上流动。
天地间只剩下黑暗里点点流萤,一撮篝火。
牧民们披上御寒的大皮袄,端起盛满马奶酒的大碗,看铁皮罐下跳动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从肺腑升起涌向喉头,化为一种孤独的声音,缓缓的,沉沉的,滔滔而来。
这种声音是不需要聆听的。
草原上地广人稀,极目茫茫,游牧者寻居各自的草场,使最近的邻居也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远指向虚空,是对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种精神依偎,从不需要他人的理解。
相比之下,中国江南民歌的戏谑,西北民歌的倾诉,北方戏曲的叙说,以农耕社会的群居为背景,都是唱给人听的歌,太具有文字属性和世俗气味,不适合在这样的寂静中生长。
这种声音又是期待聆听的。
歌声总是悠长,才能随风飘送很远;音域总是自由而宽广,乐符才能腾升云端以便翻山越岭。
这些歌声隐藏着一种飞向地平线那边的冲动,如同一种呼号,因此只能是慢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长调而不可能是短调,只能是旋律的回肠**气而不可能是节奏的复杂多变。
在一个无需登高就可以望尽天涯的草原,在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空间,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喷发声流,不可能不用这种呼号来寻找遥不可及的耳膜。
也许,蒙古长调就这样产生了。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辽阔无际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一轮红月亮悄悄地升起来。
长调潮涌,缅怀着故乡,表达着爱情,也记录着历史和知识——哪怕对一匹马的生长过程,也可以用一岁一曲的方式,把马从小唱到大,循环反复的套曲,配合着歌者相互递让的一个酒碗,既是育马的课程温习,也是怜马的悲情倾吐。
这使蒙古人成了一个最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部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
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
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
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
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
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
。
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巳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
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
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人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
。
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
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愣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
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一二〇六年的“库里尔台”
,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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