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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我们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
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性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
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
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髙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
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粗浅故事一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
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
。
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
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
而非“天下事”
，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
而不是‘‘家国”
，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
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
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
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
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
这种刻意空缺“国家”
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
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
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外来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一如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
多与“家书抵万金”
相连。
这是一种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高比率重叠的状态，忧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
通向“治平”
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
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凌乱的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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