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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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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乡小学九月一日秋季开学，但初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
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样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
据老师们说，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较高，情况好的话，他们最终能把七成左右的学生稳定到毕业。
初中生流失成了农村新的现象。
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们的厌学。
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
钱当然是更重要的问题：在国家教育部门反复整改过后的二〇〇二年，最低一档的收费标准，是小学一年级新生的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后补课、试卷、资料、校服、活动、保险、卫生等方面的开支。
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更意味着一场洗劫。
据现行法规，农村的义务教育范围不包括高中，于是这里高中的收费较为自由。
一个学生为此差不多得花费年均万元，用农民的话说：打个瞌睡也有价钱，你就权当自己已被学校里绑了票。
这种文明的大规模“绑票”
，使农村高中风光无限，而且成了乡镇企业普遍滑坡以后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财源。
在这个财政困难的县，所有的县属高中不仅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反而每年都得像工商企业一样，向县财政上缴所谓数以百万计的“利润”
，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恐怕也是惊世奇闻。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
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
我身边的事实是：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彳頃巢出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和蛛网封门的家。
周家老迈则听任老婆在东莞给人家老板当二奶，还给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时也不愿老婆回家。
他说广多干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儿子今年要考大学了。”
就在他们家破人去之时，钱却哗哗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润来自教材和教辅，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他什么都发。”
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
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所谓出版发行领域里“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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