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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
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
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是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
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
，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会议。
因为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穷急了眼的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简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
。
我在会上谈到了杂志改刊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
我也与一位身为文学理论家的朋友在茶馆里深谈了很久，鼓动他来出任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或者兼职副主编，但他对此基本上没有兴趣，在以后的电话里可以与我东拉西扯问寒问暖但从来不谈到杂志。
我知道，他的怀疑或冷淡并没有错，他没有理由和义务要把自己的精力搭进这个已经死到临头的《天涯》，并且对我的远景描绘信以为真。
产品改型
编杂志就是一种生产，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术，需要产、供、销环环流畅。
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人了一个黯淡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
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扎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
的前卫和崇高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
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决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埋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
这就是说，虽然有史铁生等一些优秀作家的鼎力支持，但《天涯》仍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
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
这句话事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
的栏目以其“亲历性”
、“原生性”
、“民间性”
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
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
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
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
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
《作家立场》的栏目也是这样产生的。
这个栏目按照英文writer的含义来定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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