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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
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一图多议》则是一个列于卷首的小栏目，其功能相当于餐前的开胃酒或者小冷盘，调动读者往下读的胃口。
它必须有一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配以两三则观点相异甚至对立的短论，构成正反相攻、阴阳互补、见仁见智的思想张力和辨证视野。
这些短论有的是特邀作者写来的，有的是从报刊文章中摘来的，实在没有合用的文字了，编辑们就一人分配一个观点也临时对练起来。
事实上，编辑们在很多问题上常常观点各异，差不多每天都在多议甚至多吵，整个办公楼里就这间房子里的高声争吵最爆。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
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
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
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
一九九九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大大方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
以至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人不正当场所”
。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
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
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
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管理改制
蒋子丹为改版开始了全方位的劳碌。
组稿是她的强项，一过晚上九点就是长途电话半费的时间了，她的电话打击点总是从中国最北边的地区开始，逐次南移，最后落向广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议。
现在，排版设计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在杂志社决定自己排版出片后，最初几期都是她守着电脑员折腾出来的，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让两家来接人的丈夫都哈欠连天地一等再等。
发行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为了弥补订阅数量的不足，她开始习惯与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老板讨价还价，在一切经营圈套面前明攻暗守，有时打出几十个电话才能追回一笔小小的书款。
到后来，她还必须开车，接送编辑们上下班，这是因为整个机关没有专职司机；她还必须看病，为大家充当医疗顾问，这是因为好几次医生的误诊都被她及时纠正。
有人巳经建议在她的办公桌上摆一个牌子：蒋半仙，门诊费每次十元。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君特·弗兰克（G.Frank）老头访问海南，住了三天以后曾经说，蒋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见到的作家中最没有作家毛病的人。
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实干和行动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
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玛刀。
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清议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
但蒋子丹一旦把团体赛当作个人赛来打，也显露出一个团体的机能失调。
这并不是主编的光荣，更不是我这个社长的光荣。
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减缓压力充实力量，编辑部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
郑国琳是最早加人进来的，一位小说家，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却老是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鸣得意，号称当过公司的经理却老是在计算页码和字数时一错再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自我批评从而人缘极好。
张浩文也是一位小说家，是热心推广电脑和网络的“张工”
，其实调来前的身份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从他调人，编辑部里多了好些盗版软件和现代主义教条，也多了好些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争吵马拉松，让人先喜而后烦。
李少君则是最年轻的一位，面若大学一年级新生从而被蒋子丹取名“李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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