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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还连续写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
李煦有一次派家奴王可成给康熙送奏折，王可成在路上把奏折弄丢了，却谎报已送进宫里。
康熙特别跟李煦交代，不要公开处理王可成，直接宽免，不然会使整个密报体制公开化，这样很不好。
请安折就这样变成了皇帝的密报系统，有资格请安的亲信，也慢慢被发展成皇帝安插在地方的密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曹寅受康熙指示，秘密监视并上报大学士熊赐履的任何情况。
因为熊赐履退休后住在江宁，这是曹寅的地盘，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康熙多次在奏折里要求曹寅上报熊赐履的最新情况。
曹寅也没有辜负皇帝的厚望，把密探工作做得相当到位，打听到了熊赐履交往的都是什么人、每日在干什么、写什么诗、生病吃什么药、叫哪几个医生、最后怎么死的、死后家庭情况怎样，甚至连他湖北老家的地产情况，事无巨细，都摸得清清楚楚。
康熙一直担心熊赐履造反，有了曹寅这么得力的耳目，总算放宽心了。
04
雍正即位后，把老爹这套密报系统更加制度化，同时扩大了上报官员的范围。
最高峰时，全国有一千多名官员、僧人、名流、退休官员等，可以直接与雍正实现点对点的信息沟通。
有统计显示，孙文成担任杭州织造期间，向两任皇帝上了两百多个奏折，其中有很多的请安折，但一句“皇上您好吗”
的背后，往往附带着许多涉及闽浙地方事务的密报。
你以为人家很无聊，其实“细思极恐”
啊。
皇帝在全国布下这么多耳目，鼓励他们互相告密、打小报告，营造出一种“老大哥随时盯着你”
的社会氛围。
臣僚间都不知道别人所上密折的内容，故人人都处于可能被告密的状态，行事都要小心谨慎，这本质上，已经是一种恐怖统治了。
对此，雍正十分自得，公开表示：“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
密折制度，绝对算得上清朝的首要罪孽，它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微勇于任事外，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仅求自保。
张廷玉在雍正时也算是位极人臣的重臣，而他的为官箴言却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整个帝国官僚系统的可悲，由此可见。
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向皇帝上了一个单纯的请安折，雍正把他原折中的“奴才”
二字涂掉，改为“臣”
，并批示说，以后称臣比较得体。
这就是当时官僚系统的一个缩影：都争着当奴才，结果还被嫌弃说，你不配。
康雍之后，中国少了一味药，一味可以让脊梁挺起来的药。
始作俑者不是别的，正是这些让很多人笑出声的请安折，那些你以为“萌萌哒”
的“朕又胖了些”
的批语，其实杀人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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