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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逆”
，但罪不至死，怎么惩处呢？他创造性地想到了两条办法：
第一，雍正亲书“名教罪人”
四字，让人制成匾额，令钱名世悬挂在自己家中，还让地方官不定时上门检查，以防钱名世偷偷把匾额摘下来。
名教，就是名声与教化，是古代社会对知识分子规定的礼法规范和道德标准。
崇奉儒家封建礼教的古代士人也称“名教中人”
。
所谓“名教罪人”
，就是败坏儒林道德，玷污名教声誉，为“名教中人”
所不齿的士人。
第二，雍正下令在京官员中凡举人、进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写诗，批判钱名世。
这些诗汇总后须呈御览，由雍正看过后，没问题再交给钱名世，让他自己出钱刊印这本羞辱他的诗集。
04
钱名世案是雍正整人的一次操练，所以他本人跟得很紧。
按照他的要求，在京符合条件的近四百名官员真的每人写了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和谩骂。
有人说，这是一次士大夫阶层集体折腰的批判运动。
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雍正很上心。
他真的花了工夫，把批判诗一首一首看了。
他用他的评价标准，对这些诗进行了评判。
写得好的，表扬。
一个叫陈万策的官员的诗里有两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
，获得雍正好评。
这两句诗巧妙地化用了钱名世的名和字，对仗工整，骂人骂出了新高度。
其意思是说，钱名世是和戴名世（康熙朝《南山集》文字狱首犯）一样的大罪人，又是与年羹尧（和钱名世表字相同，都叫亮工）一样的大奸大恶。
对雍正来说，让官员集体写批判诗，除了公开羞辱钱名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每一个官员在写作过程中都应该反躬自问，我有没有和钱名世一样的念头，然后果断掐灭。
那些写得不合皇帝心意的诗作，因此被认为是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
有六人因为问题不大，雍正给予了重写的机会，重写后勉强过关。
有三人，都是钱名世的同事，因为认识不到位，批判隔靴搔痒，被雍正以“谬误舛错”
“文理不通”
等名义，革职回乡。
最惨的是钱名世的另一个同事，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他的批判诗被指“谬妄”
，流放宁古塔为披甲人奴，所受处分竟比钱名世还重。
不难看出，雍正把写批判诗当成了检验官僚队伍忠诚度的一次契机。
雍正在上谕里，已经把他的意图阐释得明明白白：其人（指钱名世）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朕君临天下，凡一颦一笑皆系天下之观瞻，故内外臣工有赐以匾额者，非仅勉一人，欲使大小臣工各思淬砺，以尽臣职也。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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