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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桃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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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坞，中有狂生唐伯虎。
狂生自谓我非狂，直是牢骚不堪吐。
——尤侗《桃花坞》
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如鱼在水里，满肚子里都是水。
——《朱子语类》第九十条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命运的严重打击后，“发愤著书”
而终于“立言垂世”
者亦代不乏人，前于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马迁、贾生、柳宗元，后于伯虎的如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等，但这条道路对于唐伯虎来说，却如镜花水月，一场春梦。
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学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终究只是一个才子，而不是一个学者，他可以在治学立言上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却无法借此安身立命。
其次，唐寅少年时代的努力读书，虽不知所用，却怀着希望，因而是一种积极进取、充满乐趣的行为；失意后的发愤读书，虽已知所用，却怀着绝望，因而乃是一种消极退缩、充满悲凉的行为。
在这样的心情下治学，其结果也是很难乐观的。
再次，在一个功利社会中，当“三立”
中“立言”
不是作为前二立的补充而是作为前二立的替代时，往往成为失意者谋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时“立言垂世”
的愿望，正有着若干酸葡萄的成分，所以只能冲动一时而不能坚持长久。
这当然是很中肯的议论，但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邵先生没有论及，这就是环境的影响。
本书在第二章就叙及，15世纪中叶在苏州活跃着一个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祯卿等人，他们都不是学术长才，而是一批艺术怪杰。
更耐人寻思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诗画全才，才华横溢。
他们之间又或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或是意气相投的师弟关系。
一个人选择一定的事业目标，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开时代和个人等因素外，总与师友分不开。
诚如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说的，师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
。
无疑，这些江南才子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于书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对时政和生活的态度方面，在理想的追求方面，必然互相影响。
总之，有了上述这些复杂的原因，“发愤著书”
和“立言垂世”
对于唐伯虎来说只可能变成昙花一现的空想了。
生活的剧变使得唐伯虎头脑中两年来急剧热化、膨胀的科举仕进的欲望彻底破灭，从痛苦和绝望中复苏而选择的“立言”
之路又满是荆棘，难以走下去，于是，经过久久的思索，他进一步抛弃了“立言垂世”
的想法，选择了“自适”
“适志”
的生活方式。
伯虎的这种选择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越世高谈，其思想基础便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叙述的以“及时行乐”
为核心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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