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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飘流在异乡。
他喃喃低语,似吟似诵,脸上也好像带着一丝微笑,声音渐渐停息了,唐伯虎终于走完了他那沉重而艰涩的人生道路,这年他才五十四岁。
也许是感到离自己的诗文中常常计算的“人生七十”
还差得很远,他以狂补之,一日作两日,算来已过百年,现在要飘流到一个神秘的异乡去了。
自己是不会死的,不会离开朋友和亲人的。
由尘世的标准来看,唐伯虎的一生相当坎坷不幸。
然而,正如同孔子评价为信念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们求仁而得仁,为什么要后悔呢?”
伯虎求狂而得狂,也许他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理撒手尘寰的。
一个人的才智、际遇和成就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
抛开伯虎对自己一生是如何总结的不论,他的朋友与后人就普遍认为唐伯虎的一生是一个失败:他才华过人,资质天赋,想平步青云,泽及于民,但又落到并始终生活在市民社会;想“为一家学”
,立言垂世,但又有始无终;最后致力于书画及诗词创作,论者又大多有微词,连好友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中也说“不及精谛”
。
枝山说:
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钟于人,子畏得之。
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
依照他们的观点,造物主数百年才将英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伯虎就是这样难得的天才。
现在天才没有完成应有的成就就谢世了,令人何等悲痛啊!
对于这种“悲天悯人”
之论我不敢苟同,对于才智、际遇及成就谜一样的三角关系,考之历代名人,我至今都感觉糊涂和迷惘。
我却以为,这些论者的前提,亦即依唐伯虎的天分原本应有更高的成就,是值得怀疑的。
我倒是赞同邵毅平先生的见解:
如果唐寅没有牵入科场案,而是顺顺当当地中了会元,做到三公六卿;如果他发愤著书,成为明代有名的学者;如果他更为认真地作诗作画,使他的诗画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他的一生难道会比他实际所过的更有价值吗?未必。
唐寅的一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真诚的生活。
他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中只有很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至于他的功名是否大,著作是否多,诗画是否工,那都是次要的问题。
(《十大文学畸人·唐寅》)
唐伯虎死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代士人对自由的狂热向往,留下了他灵魂的欢欣和心智的乐趣,这都是其文章书画不可比拟的宝藏。
由于王宠是伯虎的儿女亲家,就将伯虎葬在横塘王家村,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明末雷起剑在荒烟野水间所见之墓。
至于桃花庵的墓以及魁星阁,恐怕都是后人附会而修建的了。
依照子重的安排,兆民过继给伯虎,以后,兆民生子昌祚,昌祚生子应祥,应祥生子宜端,宜端生允锡、允钦、允铨,允锡生道济,早卒。
以后唐氏的支庶就无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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