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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聂昆仑用革命道理启发和提高许百骧的思想觉悟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已经被县委书记姚国栋一句话给定了。
姚国栋与祝克宁亲自赶往芋儿关，在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配合下，总算把李二毛被打死一事妥善处理完毕，将性质定为“意外事故”
，由政府拿出两百元加三百斤黄谷抚恤家属。
再由区委出面，为李主席举行一个追悼会。
把家属安抚好，他俩才带着警卫员连夜赶回野三关。
对许百骧的安全给予保障，书记县长没有异议，但是在如何处理聂昆仑打死李二毛一事，两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祝克宁认为既然李二毛之死属于“意外事故”
，就理应马上把聂昆仑放出来工作。
姚国栋则坚持，组织上定性“意外事故”
是出于方便善后，减少安抚工作阻力的策略性考虑。
而实际上，聂昆仑的行为和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而且，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怀有个人和阶级感情的动机。
因为，面对翻身农民的过激行为，作为党团的领导干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怎么能够用枪杆子来威胁他们呢？把枪口对准翻身农民是啥子性质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反动地主一边嘛。
姚国栋还从历史的角度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他对聂昆仑的看法，他说：“我看过聂昆仑的档案，当时重庆地下党是派他和一帮同学到下川东搞武装暴动，事败后他独自跑回野三关，然后在解放前夕找了新仁学堂的几个老师，三刨两爪地成立个中共野三关县委，这种做法明显地不符合组织原则嘛。”
祝克宁原本也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理论水平很高的人，可自从他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自杀以后，他就将锋芒收敛了许多。
他谨慎地说：“我也看过聂昆仑的档案，他在个人简历中写了，暴动失败后他逃回重庆，也去找过党组织，但那时候是单线联系，他的接头人已经被抓了，所以才和组织上断了联系。”
姚国栋摇摇头说：“那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词，到今天也没有任何证据嘛。
你想一下，既没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又是在野三关很快就要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找几个人成立个县委，还自封县委书记，你难道不认为他是在政治上投机么？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反对重用聂昆仑，坦白地说，就是因为我信不过这个人的政治品质。”
祝克宁对聂昆仑的印像极好，本想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为他说说话，可联想到自己的家庭经历，心情立时变得沉重。
私下想，魏晋有真士，明清少伟男，倘若姚国栋这样的官员多了，这新中国以后还真不知道会被他们搞成怎样哩？默默地走了段路，他问：“姚书记，那你准备怎么处理聂昆仑？”
正摇晃着脑壳打瞌睡的姚国栋被惊醒了，说：“啊，昆仑同志毕竟还是很有能力的，在关键的时候也还能经受住考验，虽然对他这样的人不能重用，但还是要给出路的嘛。
我想，就不要再继续留他这种政治背景复杂的同志在要害部门工作了，让他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吧，年轻人，多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
第二天，许百骧和聂昆仑都被放出来了。
为了保证许百骧的安全，黄良才还遵照姚国栋的指示派了两个背盒子炮的公安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跟了两天，许百骧就受不了了，闯到姚国栋办公室里让他打电话马上把公安撤回去，说亲戚朋友见了面都不敢和他打招呼，以为他犯了啥案子落到了公安机关手中。
聂昆仑被下到了城关镇，镇委则安排他到刚刚成立的群运队去当队长。
所谓的群运队就是镇里把一些流散匠人和无业人员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组织，除了少数自生自灭的石匠、木匠、泥水匠，就是流**在社会上一无所长的无业游民，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地痞流氓和前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
在野三关人眼中，这帮人都是“社会渣滓”
。
惟一让聂昆仑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群运队里只有他一人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编制。
聂昆仑被下放到群运队两个星期后，沈莺回来了，这次她率领县里的文艺宣传队到乡下巡回演出，爬山涉水走了大半个县。
回到聂公祠，许百骧偷偷摸摸地来看她，把昆仑落难的消息告诉了她。
晚饭后，沈莺等父亲一出门，对正忙着从对街四方井里挑水回来泼洒门前街道的昆仑喊道：“哥，你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谈。”
昆仑感到沈莺的神情有些异样，愣了一下，还是进了屋子。
没想，沈莺一下把门插上，转身扑进昆仑的怀里，双眸含泪，以一种无所畏惧的语气说道：“哥，我要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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