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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鸥7岁那年,父亲特意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这在50年代末还是很稀罕的事呢。
当时,我们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里,对门住着翻译家傅东华。
傅东华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声从他们家里传出来。
父亲便让小鸥跟着傅家女儿学琴,傅家女儿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们都叫她三娘娘。
小鸥跟三娘娘学了两年琴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3年后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72年,小鸥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当时想要进上海音乐学院深造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父母亲都是“走资派”
,这一点似乎就判定了我们姐妹的命运。
一些文艺团体招生也都没有小鸥的份儿。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上海招生,小鸥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了名。
招生的负责人是一位有点年岁的军人。
军人就是不同凡响,一听小鸥的父母亲曾经都是新四军战士,一拍大腿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的,新四军的后代我们部队不收谁收?”
便一锤定音,小鸥做梦似的被总政文工团录取了。
那年我已在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父母写信来告诉我这个喜讯,我也兴奋得彻夜难眠。
“文革”
开始以来由于父母亲的问题,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周围人们的白眼和冷淡,然而,这人世间毕竟有正义在、有真情在。
我一直没机会向这位总政文工团的老军人当面致谢,可他当时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是比样板戏中的李玉和、郭建光的形象都要美的。
1973年初,春节期间,我和小鸥恐怕是约好了一起回上海探亲的。
我另外一个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队落户,必定也回来探亲了,而那时二妹小凤是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学尚未毕业,所以,那一年的春节应该是全家团聚了。
团聚总应该是欢乐的,可是,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当时欢乐的情景了。
“文革”
那段日子留给人的记忆大都是苦涩的。
有一年的春节,父亲关在隔离室里不能回家,还有一年的春节,我是到崇明“五七干校”
探望母亲的……而1973年这个春节我为什么说应该是欢乐的呢?其实,我仅是从我跟父亲的这张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断出来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簇新的棉军大衣,一只手搭着慈爱的父亲,笑得很甜、很开心。
在大山中苦干了一年,回家来跟父母亲团聚,看到父母亲身体还算健朗,自然会很开心,这是一。
当时,年轻人对参军都很向往,记得二妹小凤为了参军,咬破指头写血书要求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最终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批准,三妹进了总政文工团,我们家出了一个军人,春节前夕,居委会小组长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人家”
的条幅,说是允许我们贴在大门上,这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喜事呀,这是二。
再仔细想想,我是1968年到黄山茶林场去的,至1973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对于农村的辛苦劳作已经习惯,心情也不像刚去时那般阴郁忧闷,何况那年我已经开始尝试写作,先是给农场文艺小分队写节目,我们农场文艺小分队的节目还参加了农场局的汇演。
如此想来,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的心情恐怕是会开朗许多的了。
姐妹们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欢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大家必定轮流试穿着小鸥的棉军大衣,暂且过一把瘾。
我想,也许我穿了棉军大衣,戴了棉军帽,走到父亲面前,让父亲看看我像不像一个军人。
那一刻叔叔肯定也在场,便笑道:“来来来,我给你们拍一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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