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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婶撩起被单，床底下塞满了一捆捆的碎木板，婶婶拉开壁橱门，橱里塞着一厚叠零碎花布。
都是叔叔从旧货店里淘金似的淘来的，一捆一叠买的时候的确很便宜，厨房间要搭个碗架啦，扎只拖把啦，很派用场。
于是叔叔淘旧货淘上瘾了，旧木片碎花布成捆成叠地往家搬，哪有那么多碗架拖把呀，结果都积存起来了，一点一滴地合计起来，钱还是花了不少呢。
“这些东西，将来总派得上用场的。”
叔叔嘀咕着，不再逼着小萨退裙子了。
堂姐小湛是在1969年结婚的，对象在部队里当兵。
小湛背着个书包跑到营房里，一分钱没花就结了婚，叔叔很满意。
大堂弟小龙是在1975年结婚的，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什么都是丈母娘家现成的，只买了一张床，叔叔也很满意。
1982年，轮到二堂弟小充结婚，把家中的客堂做了新房，修理粉刷打家具，叔叔出出进进没有笑脸了。
结婚那天，在梅陇镇酒家订了两桌酒，叔叔非常激动地宣布：“我决不参加这种铺张浪费的酒席！”
他当天晚上待在机关里没回家，婶婶急得只好把我母亲拉去充数了。
事后，叔叔批评母亲是向旧习惯势力屈服，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叔叔在家里面愈来愈孤立，他愈来愈多地待在机关里，每天在机关里吃了晚饭，看完电视新闻才回家，甚至大年三十夜，他也要求在机关担任值班。
我很同情叔叔，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非常爱他的儿女的。
他经常在我们面前颇为得意地夸耀：“小湛画了一幅国画，差一点评上奖……小龙被提拔为技术科副科长啦……小充在上夜大，毕业了可以拿张大专文凭……小萨有对象了，是个研究生……”
而且，我了解叔叔，他实在并不很吝音的。
“文革”
中，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下干校劳动，我们家就剩祖母领着一串丫头们了。
叔叔每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没有什么话的，坐一会，叹一会气，就走。
不需要什么话的，叔叔一来，我们就觉得天不会塌下来了，因为，叔叔是父亲的弟弟，是我们最亲的亲戚。
三妹不幸得了急性黄胆肝炎，是叔叔陪她上医院的，找了个老中医，说是有特效药，每帖药要7角钱，一个疗程就是7块钱，要连续吃5个疗程！
叔叔把50元钱交给祖母，关照说：“35元是给三妹付药费的，还有15元给三妹买营养品。
其他人不要眼红她有的吃，不要和她抢着吃，她是病人。
没有病的，年纪轻轻吃点苦头有好处的。”
我们都很严格地遵照叔叔的规定。
1968年夏天，我到安徽插队落户。
临走那一天，叔叔来送我，把我拖到厨房间，悄悄地往我口袋里塞了10块钱。
“我不要。”
“农村里苦，你带着。”
“你说的，年纪轻轻吃点苦有好处。”
“农村不比城市，你带着应应急。”
以后，我每年探亲回上海，叔叔都要塞给我10元应急钱，直到父亲母亲“解放”
出“牛棚”
。
我结婚的时候，叔叔送了我一对枕头芯子，是鸭绒的。
婶婶对我说：“你叔叔对你最优待了，亲生儿女结婚，他从来都是一毛不拔的。”
叔叔说：“其实我又没花几个钱，套子是你婶婶用旧被单做的，那鸭绒是我从旧货店里觅来的，自己做了件背心，余下的给你做枕芯，一举两得，你看合算不合算？”
叔叔说完很得意地笑了，婶婶气得朝他翻白眼。
人家送礼，少花钱也要说成花很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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