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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酷吏张汤也网罗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断狱时附会”
。
何休要“张三世”
，把《公羊传》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敷衍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如果纯粹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衡量，这分明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当时任何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平庸之辈恐怕也很难相信这样的谬论，遑论渊博的何休自己。
但何休这里提出来的，并不是对过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对一个循序渐进的乌托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让已经“堕落”
为章句考据之学的经学恢复到它本来的政治哲学的身份。
这也许未必就是“孔子”
的门徒们应该做的，却一定是“素王”
的追随者们义不容辞的，不惜为此屈就事实而附会理论。
一个形象越模糊、越复杂，就提供了越多的诠释乃至于借题发挥的余地。
“孔丘究竟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受天命的王，这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
孔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这是古文经学和谶纬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
因为这样的分歧，古文家诸经并重，今文家主推《春秋》，但古文家的学术也远远不是纯粹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孔子虽然仍在食人间烟火，但经由孔子所整理、传播的六经却是上古圣王的治世之道，颇有神学厚典的性质。
所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古文家意在取法于先王，今文家意在取法于孔子并向往后王（杨向奎即论公羊与荀子为同一学派，是儒家而近于法家，汉代所谓外儒内法，公羊学本身就含有法家因素）。
这问题其实就是复古与维新的问题。
复古的声音从来都是很强大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古时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世道越来越坏，一直坏到现在，所以要想扭转颓势，就得从典籍当中认真学习古代圣王之道并加以推行。
但孔子也明明说过：“周代的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之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蔚为壮观，我主张周制。”
用现在的话说，孔子在这番话里表现出了进步的历史发展观。
孔子还说：“齐国一有改革，便会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有改革，便会合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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