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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见于《诗经·郑风·溱洧》，依《毛诗序》的说法，这是一首讽刺诗，但韩诗之说似乎更加可信：郑国风俗，三月上巳（实当作“上己”
）之日在溱水、洧水例行招魂仪式，拂除不祥，而相悦之男女便在水滨相约，互赠芍药。
这一快乐而浪漫的民风正要归功于郑国的始祖郑桓公和第二代始祖郑武公。
而上巳仪式绵延极远——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到水边洗衣以拂除晦气。
上巳节和清明节相隔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
。
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了男男女女约会的机会，甚至这才是活动的核心目的。
这就给郑国带来了“其俗**”
这个评语，而著名的吴国贤公子季札在听到郑风的靡靡之音之后甚至预言了郑国的国祚不会长久。
郑风绵延，《登徒子好色赋》里的章华大夫和桑女恋爱的地点就在这个“郑卫溱洧之间”
，及至唐代，李商隐著名的《柳枝》五首仍然流露着溱洧遗风。
甚至时至当代，三月三日的男女集体欢会活动仍然在民间流行，像两千多年前的青年男女一样在人与自然的交相感应中神圣地野合，这或许就是两合氏族群婚的遗迹。
郑桓公、郑武公父子两代经营，在中原一带似乎大得人心。
《诗经·郑风·缁衣》据《毛诗序》的说法就是赞美这父子俩的，马振理《诗经本事》也解释道：郑桓公听了史伯的建议，向虢国和郐国那里安置妻子、寄存财货，大受欢迎，而这两国的国君还如在梦中，不知厄运之将至。
国家者，公器也，尽在民心之向背。
民心向着谁，谁就是贤人，就比民心所背的那个领袖要好，至于这两个领袖谁胜谁败，那就另说了。
所以孔子读《缁衣》的时候才会称赞虢、郐两国人民的渴慕贤人之心。
《毛诗》位列“十三经”
，是多少代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以至于桓、武两代的仁义之风常常被当作典故来用，比如明代名臣刘龙在从南京被召入京的时候，林文俊撰文说：“大家虽然都为您老人家高兴，但整个南京上上下下几十万人无不戚然流泪、依依不舍，想当年郑桓公、郑武公两代人先后入朝为官，周人爱之，遂作《缁衣》之诗，今天为您入朝而高兴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
这些话很好地解释了前边那个郑国灭同姓的问题，郑国虽然搞阴谋、搞侵略，虽然灭了同姓诸侯，但只要民心是向着他们的，他们就是好人，他们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战争。
这是古人的一个典型观念，《吕氏春秋·**兵》用非常义正词严的口吻说过：“打仗是人的天性，从远古以来就是如此，想禁止是禁止不了的。
只听说古代圣王主张打正义之战，没听说他们呼唤和平。”
怎样才算义战呢？《**兵》接着说：“诛杀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就是正义的战争。”
这事看来不好判断，因为暴君的帽子可以被戴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的头上，所以，判断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一定要有个客观标准。
《**兵》给出了这个标准：“如果一场战争诛杀的是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民，那么，在挨打的那个国家里，人民见到侵略军就会像孩子见到了爹娘，就会像饥饿的人见到了美食。
人们会满怀激动地奔向侵略军的怀抱，任谁都拦不住。”
侵略和防御只是表面现象，不足以成为判断一场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甚至——如《吕氏春秋·振乱》的观点——这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如果是惩罚不义、吊民伐罪，这样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而就算是保家卫国、守土御外，如果捍卫的是一个不被自己的人民拥护的邪恶而残暴的政权，那么这所谓的自卫战争便是不义的战争。
《吕氏春秋》的这些观念在当时实有所指，针对的是墨家那套“非攻”
“救守”
的主张。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的这两篇都是兵家之言，其实与其思想最接近的却是儒家。
尤其是孟子，我们会在《孟子》里边看到大量的同类观念，而且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孟子之后，这种观念被传承下去：对一场战争来说，是侵略还是防守反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心到底向着谁。
如果民心背着本国而向着侵略军，这样的侵略行为就叫作“吊民伐罪”
，就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就像以前常说的“要解放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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