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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君听说以后，以为郑国当真把自己当亲人，于是疏于防范，结果遭到郑国的袭击，就此亡国。
何氏注《孙子兵法》就曾借此来阐发孙子的“死间”
理论。
《韩非子·内储说下》还讲过郑桓公灭郐的经过：郑桓公先把郐国都有什么能人贤哲打听清楚了，然后列了名单，埋在郭门之外，并且设坛祭祀，摆出一副盟誓的架势（参见前文关于盟誓的内容）。
郐国国君发现了名单，以为这些人里通外国，便把他们杀了个精光。
就在这个当口，郑桓公出兵袭郐，灭国并土。
郑桓公父子二人的形象一下子逆转了过来，同样的性格特质在不同的情境下发生了意义转移（shiftofmeaning），在观者眼中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好人和坏人的类别化以及晕轮效应（halweffect），后世经学家的摇旗呐喊便始终以这几种认知方式为主线。
现在看看郑桓公，在《国语》和《毛诗》情境中的深谋远虑在《韩非子》的情境中却变成了处心积虑——刘向《说苑》就把这个故事恰如其分地列入了《权谋》篇（一脉相承的是，第三代领导人郑庄公将来也有类似的处心积虑）。
不过《韩非子》倒是没有控诉他们是头上长角的魔鬼，而是把他们描述成表里不一的阴谋家。
仁义之师和凶残之匪容易区别，但与口蜜腹剑的阴谋家却很难分得清楚。
故事是真是假，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若说是真，既与前述不符，《韩非子》又是出了名会说寓言的，古人就有怀疑，而考之胡国地理，距郑尚远；若说是假，至少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也取了这个说法。
疑真疑幻，很难判断，即便是郐国究竟灭于郑桓公还是郑武公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也让历代学者争论得不亦乐乎。
那些遥远的史料升格而为经典，其可信性到底有多高呢？其互相之间的明显冲突又该作何解释呢？晋代汲冢竹书的出土曾给一些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震撼，刘知几早在唐代就发出感慨：“要不是有了这些考古发现，学者们还会继续一代代地为古所迷，盲聋而不觉。”
这话太有颠覆性了，以至于浦起龙作《史通通释》的时候极力辩驳，还给刘知几的观点定性为“尤为害理”
。
“事”
与“理”
向来是经学中的一对冤家，还是先放下争议，仅仅在“理”
的层面上，站在郑国“国家利益”
而不是“正义”
的立场上来考量一下这段历史——假设他们都是大英雄、大好人，总之，这些人一路东行，在先知与两代领袖的英明指引下，走向那流着蜜与奶的迦南之地，当然，一路上少不得完成一些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之类的神圣使命。
朱熹曾经认为郑国迁国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王室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周代封建制度绵延数百年，王畿之内的土地都被世卿盘踞，王畿之外也被诸侯争据，天子就算想要封谁也没地方可封了。
郡县制度至此已然萌芽，“至秦时是事势穷极去不得了，必须如此做也”
。
朱熹这话很有见地。
遥想周人建国之初，急于分封以巩固疆土，掀起了全国性的筑城浪潮，但几百年发展下来，原先的积极因素慢慢变成了消极因素，于是制度上的百年积弊动摇着社会根基，催发着社会变革。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封建和专制都属于不稳定的政治形态，早晚会有大厦将倾的一天，在明君贤臣和道德建设上打主意是不大管用的。
等历史经验多了，帝王们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少还有谁再像秦始皇一样认为自家江山可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
郑武公正处在这个旧制度积弊已久、新制度尚未萌生的当口，在强大的传统惯性之下为自己的族人寻找新的生路。
但他也像周王室的开国先贤一样，既奠定了基业，也种下了祸根。
这个祸根是地理因素和制度变局两相结合而成的。
新郑地处黄河下游，中原腹地，史伯那一番隆中对虽然奠定了郑国的一片崭新基业，却也给郑国的子子孙孙留下了致命的隐患：周王室衰落之后，天下诸侯竞相争霸，郑国处在四面强邻的包围之中，再也没过上安生日子，尤其是在晋楚争霸的岁月里——如果说晋楚争霸打的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那么郑国就是大锯底下的那块木头。
郑武公怕是想不到那么远了，眼前的新郑仍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从新郑周围一带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有一些远古而来的土著部落住在这里，民风也许不是那么友善，接受了郑人的统治之后才被慢慢地同化了。
郑武公和同从周室而来的一些殷商后裔订立盟约，共同开发，披荆斩棘以共处，此即《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所谓的“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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