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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显看得出二程的渊源，问题说到最后，终于归结为天理与人欲之辨，而重动机不重结果也是理学的一个主要观念。
至于胡安国对用兵的意见，这里讲君臣合谋，后文则强调兵权不可假人，这确是尊王之道，对攘夷却难免掣肘。
王夫之即对此深以为憾，说胡安国对秦桧以管仲、荀彧期之，而胡氏此论也深合秦桧之旨。
尊王与攘夷，有时候并不那么统一。
6.真德秀
（1）淮南王刘长案例
真德秀《大学衍义》引述了胡安国对克段一事的议论，后面还有一句，说在郑庄公死后，嫡子出奔，庶子为君，诸公子互相争斗，乱相愈演愈烈，而祸乱之源，“起于一念之不善，有国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灭之也”
。
道德政治之说，天理人欲之辨，这是南宋理学家眼里的经学世界。
后来愈演愈烈，理学家所恒言的，常是孔子所罕言的。
真德秀是南宋理学大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程朱之学被洗脱“伪学”
罪名并被立为官学，真德秀居功至伟。
儒学至南宋，风气由外王转入内圣，这或许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影响所及，或许是南宋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之后的必然结果。
而真德秀走的是朱熹一路，力图以儒学使君王正心诚意，以此而达致外王之道，其名作《大学衍义》即是郑重上呈给宋理宗的，自宋以后大受重视，常被作为帝王经筵进讲的典籍，并被用来教育皇子。
该书自谓“帝王为治之学，帝王为学之本”
，共为四纲，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关于克段的议论在第八卷“格物致知”
，卷末点题：“以上论天理人伦之正（长幼之序）。”
真德秀既然以帝王之学为立言宗旨，就得说清楚帝王应该怎样处理兄弟关系——也就是说，单单批评郑庄公是不够的，还得告诉现任及以后的皇帝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怎么做才是对的。
真德秀举了一个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例子。
刘长是汉高帝刘邦的小儿子，是被吕后养大的，一直很受宠爱。
等到汉文帝即位之后，刘长自恃是皇族中最亲的人而越发骄纵。
刘长多次违法乱纪，汉文帝总是宽恕了他，但他还是蛮横无理，对汉文帝也不太客气。
后来刘长为生母报仇，杀了辟阳侯，汉文帝怜他报仇之心，也没有治他的罪。
那个时候，从太后到太子再到诸大臣，没有不怕刘长的，而刘长回到封国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使用天子仪仗，不服从中央法令，给皇帝上书也不注意语气。
汉文帝不便亲自责备他，就让舅舅薄昭给刘长写了一封长信，语重心长，陈述利害，但刘长不但没受到教育，反而做起了谋反的安排。
事发之后，这可不能置之不理了，汉文帝便派人诏刘长进京，安排审讯。
一审的结果是：刘长有罪，该杀。
汉文帝下诏说：“我不忍心治他的罪，你们再商议一下吧。”
大家再议，二审的结果还和一审一样，汉文帝说：“那就赦了他的死罪吧，废掉他的王位就好。”
官员们上书，提议把刘长流放蜀地，汉文帝同意了，但又叮嘱了一些优待措施，判决就这样执行了。
汉文帝的做法基本符合前文《礼记·文王世子》所谓“三宥”
的原则。
袁盎向汉文帝劝谏道：“皇上您一向纵容淮南王，不为他设置严厉的相傅，这才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以淮南王的性情，突然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一定承受不住，路上再有点儿霜寒露冷的，他恐怕就得一命呜呼。
到那时候，天下人就该议论是陛下杀死了兄弟，这可就不好了。”
汉文帝说：“我也很苦恼。
我只是想让他悔过，然后就会诏回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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