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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条经义可以援引,就是《穀梁传·文公二年》的“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
。
这句话的背景是鲁国搞祭祖,把僖公的神主牌位升到了闵公之前——僖公和闵公都是庄公的儿子,从辈分上说,僖公是闵公的庶兄;从即位次序上说,僖公是闵公的接班人。
于是牌位该怎么排次序就成了一个问题:是把哥哥排在弟弟之前,还是把前任国君排在后任国君之前?《穀梁传》是支持后者的,这就是把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把血缘关系放在第二位,也就是把“尊尊”
放在“亲亲”
之前。
(这条经义还曾被牟润孙作为《穀梁传》晚于《公羊传》的佐证。
)
如此多的春秋大义可供援引,但是,建文帝选择的是“缓追逸贼,亲亲之道”
,这一来,事情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下去了。
从胜负角度来看,“缓追逸贼”
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追贼的这一方一定要有必胜之势才行。
周公当初平定管、蔡之乱,这事常被前贤拿来对照郑伯克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公打赢了;前贤在《春秋》的“克”
字上煞费苦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庄公打赢了。
那么,如果周公和郑庄公都打输了,那可怎么办?那又该给经学家们增添多少困惑?前文讲过赵鹏飞《春秋经筌》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所谓“克”
,是胜之之辞。
如果郑庄公没能克了叔段,叔段就会克了郑庄公。
《春秋》记作“克段”
,是表现叔段的强暴,并为郑庄公的胜利而称幸。
假使结局相反,叔段克了郑庄公,大家对经文又该如何作解?
建文帝对叔父遵行了“缓追逸贼,亲亲之道”
的春秋大义,朱棣却反过来“克”
了自己的侄儿。
这就给经学家们出了一个老大的难题:《春秋》历来是群经之中最为贴近时政的,一开篇还就是郑伯克段,这和靖难之变如此相似,一不小心就会触到当局的忌讳。
明代虽然经学消沉,但相关作品也不是全然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贺仲轼的《春秋归义》为克段一事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解释:叔段之罪重于庄公,但为什么《春秋》独独归罪于庄公?因为叔段虽然骄宠,也不过是一介贵弟,哪能有土地、甲兵?使他拥有土地、甲兵的是郑庄公,这分明就是庄公自己养成了一个可克之段,然后再以武力克之。
所以《春秋》才写作“郑伯克段”
。
骨肉之祸,圣人所不忍言,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有些非常的举动,就像周公剪除管叔和蔡叔那样。
虽然叔段做得不对,但庄公也不能把自己的罪责推脱过去,《春秋》所记,是圣人权人伦之变,对庄公一言以诛之,给天下后世君主与藩王的兄弟之变做一垂法。
姜氏请求把京邑封给叔段的时候,庄公并不拒绝;叔段扩张势力、不服庄公管束的时候,庄公也不闻不问,直等到叔段将要攻郑了,庄公才一举伐之,这是把叔段的罪孽公之于世。
所以,叔段虽奔共而无话可说,姜氏被放逐也无话可说,国人对郑庄公的这些举措也无话可说。
等祸根都除掉了,庄公又假借颍考叔之言迎回了母亲,人们但见这母子二人其乐融融,但庄公哪能因此就逃过首恶之诛?有人说庄公封叔段于京邑的时候未必就有杀弟之心,但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应该看清后果。
贺仲轼接着举了唐太宗的例子来做说明。
我们知道唐太宗当初就是杀了亲兄弟而即位的,他这么做对不对?贺的说法是:大唐江山主要是由李世民打下来的,所以,高祖李渊登上帝位而李世民自己接班,这是定势。
高祖要立他为太子,他坚决推辞,这又是何居心?李世民坚决推辞,高祖自然要立李建成,而李世民又真能以藩王的身份臣服于李建成吗?李世民自己错失时机而不取太子之位,李建成又愚昧不明,不以太子之位相让,这样一来,禁门就算想不流血又怎么可能?所以说,郑庄公不该把京邑封给叔段却封了,将来只能是杀弟的结局;唐太宗不该推辞太子之位却辞了,将来也必然是杀兄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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