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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复认为这才是孔子深意之所在，是谓“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
。
文中论及周平王“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辞世，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
，于是始有《春秋》。
这一说法被明人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表达得更为清晰：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开始的，周王室的基业原本基于西边的丰镐，而东迁洛邑之后，“宗周之重失矣”
。
那么，为什么《春秋》不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因为周王室虽然东迁，但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周室能够西归，但一直等到周平王去世，王室眼见得复兴无望，于是才有了《春秋》。
徐这个说法，应当本自苏轼的《周东迁失计》，苏轼长文详论，归结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这就意味着仅东迁一举，便基本注定了周室日后的衰亡。
但苏、徐之论是否过苛，却大有商榷的余地，而以实效论，靖康元年金兵南下，危及京师，正是苏轼的这篇文章使宋钦宗以东周为鉴，坚定了誓死守城的决心——尽管城池终于没能守住。
及至清代，郭嵩焘再论始隐，上承孙、徐两说，认为孙复所谓的“《春秋》之作，为天下无王也，非为隐公也”
最是得当，但在始隐的问题上，宋儒的“尊王黜霸”
之论把圣人之心想得太过狭隘了，而其真义远远不止于此，而在于“明周之无可望也，圣人伤万世之心也”
，于是以周朝法度来正天下之诸侯，此即《公羊传》所谓“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一句的深意所在。
论者越来越多，道理也越讲越深，但是，无论孙说、徐说还是郭说，和上述诸说一样的问题是：禁不起较真儿——难道周平王一死，以后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联系在一起的话，显然最恰当的情形应该是：周平王东迁和鲁隐公即位在同一年里。
但这种巧合实在难求，那么，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鲁国第一任新君就是鲁隐公。
但是很遗憾，符合这个条件的却是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
4.“惠公二年，平王东迁”
：弥合经义的新版史料
不知道那些古代经师有没有这样暗自感叹过：如果把鲁惠公换成鲁隐公，那该省去多少麻烦！
这并不是一个荒诞的想法，因为它真曾被人当真过，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便认真地阐释过：《春秋》为什么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答案很简单：《春秋》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害死的。
如果联系到隐公对桓公（杀害隐公的合谋者之一）的好处，给人的感触自然更深。
何焯之论虽也在理，毕竟属于主观臆测，而对于这同一个问题，沈括《梦溪笔谈》则“接近客观”
地看到了一线曙光。
他写道：按照《史记》记载，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即位，那么鲁惠公就是东周开始后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所以《春秋》应该始于鲁惠公而不是鲁隐公才对，这是《春秋》的“开卷第一义”
。
当然，这很重要，专家们都对此议论纷纷，当年啖助、赵匡这两位早期的经学名家对此竟然毫无阐说，搞得后来的学者大惑不解，只是《纂例》里边有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
。
如果此言属实，平王东迁之后的鲁国第一任国君就不是鲁惠公而是鲁隐公，《春秋》便自然从鲁隐公开始，也许啖、赵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才不作解释的吧。
但是，这八个字的说法与《史记》不同，也不知道啖、赵从何而知。
我又曾见士人石端编过一本相当周详的纪年书，其中记载平王东迁也在鲁惠公二年。
我很兴奋，赶紧找石先生询问出处，石先生说这是一本史传里记载的，一时却找不到那本史传，后来也再没见着。
沈括这一线曙光就这样一闪即逝，后来王应麟谈到这件事，说《盐石新论》里有个说法，认为啖、赵之说出自何休的《公羊音训》，而那应该是何休的笔误。
是非难以判断，只能继续存疑。
沈括和王应麟提到的啖助、赵匡两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学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传，好在其主要见解大多保存在《纂例》之中，这部《纂例》也就是前文已经引述过的唐人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介绍鲁国国君的世系传承，提到鲁孝公死后，儿子鲁惠公即位，然后就是那八个字的小注：“惠公二年，平王东迁”
，但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当真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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