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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
7.效法天数：最“不合理”
的答案也许才是正解
一个“不合理”
的答案带着证据出现了。
曾被王充狠狠批驳过的“《春秋》十二公为效法天数”
之说在两千年后又以崭新面目伴随着崭新证据而重现，这证据是两件青铜器：秦公钟和秦公簋。
张政烺从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入手，阐述着“十二”
这个数字在古人的眼里如何意味深长。
张文题为《“十又二公”
及其相关问题》，大意是说：
秦公钟和秦公簋的铭文都有“十又二公”
字样，看来这是指秦国国君世系上的十二位先君，但这“十二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让人费尽猜疑。
秦国的十二公和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十二”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张文引述了《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的一句话：“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周朝称王天下，制定礼制，其中规定了上等物品的数目不超过十二。
）这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和吴国人的一次外交活动，当时吴国人提出的送礼数额是牛、羊、猪各一百头，子服景伯认为凡事都该按规矩（礼）来，送礼送多少，周礼都有详细规定，而周礼对上等物品数量的最高定额就是十二，因为这个数字是“天之大数”
。
《左传》杜注是：“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
大意是说：天有“十二次，所以制礼的时候对此予以效法”
。
张说：“‘十二次’是天文学家的术语……古人认为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所在的位置叫作一次，故周天有十二次。
但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这个周期太长，一般人不会留心每年岁星怎样移动，十二次在非天文专业人员的头脑里不会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它当作天之大数。
古人最早知道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
古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十二”
这个“天之大数”
的效法并不罕见，就连做衣服也要体现这个数字：“《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
’从天子祭天之服，贵族闲居之服，到庶人的礼服，都要在十二这个数字上做文章，这便是法天之数。”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出现在《史记》当中：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史记》的十二本纪在体例上是仿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可见司马迁是预先定下十二纪之数，然后再填充内容。
《史记》十二本纪很难说是个合情合理的编排，比如，刘知几就曾认为《秦本纪》（自伯翳至于庄襄王）、《项羽本纪》应该归在世家，称本纪是自乱其例。
对这种“自乱其例”
，司马迁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大原则是“十二”
这个数字是不能动的，本纪的十二个座位必须被填满才行，可历史人物很难与人为规定的数字完美对应，司马迁不得已之下才“自乱其例”
。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有学有识，为什么把《史记》全书的纲领搞得这么糟？这是受家学的影响——司马氏世为天官，星历是他家门的本行，世代熏染不易摆脱，本纪要有十二篇才足以显出神圣庄严，否则便不成个体统，法天之数是学者的职责，相反则成为街谈巷议的小说了。
十二是成数不能变动，内容不足则杂凑，如果多呢？则采取压抑的办法，以多报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
，而内容是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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