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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谶纬只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古怪的开端。
官学典籍被确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又无法被真正遏止,解决之道就是跟风出书,把自己的新书在书名和内容上与经典挂上关系,附会为古代圣人之作,作为与经书相对应的纬书。
为了把假戏作真,每每在书中用上天的启示、圣人的预言来凿实自家的正统身份。
神秘主义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风尚,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谶纬之说阐释五经,而即便像董仲舒这样的正统今文宗师,身上也有很多方的气质,一部《春秋繁露》也很难说是儒学的成分多些,还是方技的成分多些。
于是,谶纬与儒家合流,形成了一场甚嚣尘上的造神运动,孔子的身世开始变得异于常人。
据纬书《春秋演孔图》的说法,当初孔子的母亲有次在野外睡觉,梦中遇到了黑帝的使者,请自己去和黑帝梦交,还说她将在空桑之中生下一个儿子。
孔母醒来之后若有所感,后来果然生孔丘于空桑。
空桑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
《吕氏春秋·古乐》说空桑是颛顼帝的住处,而在另一个传说里,空桑一地的得名更是神奇。
据《吕氏春秋·正味》说是一名女子怀孕之后梦到有天神叮嘱她,说如果臼里出了水就往东跑,不可回头去看,结果臼里真的出了水,女子也真的向东跑,但终于没忍住回头去看。
这一看,看到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汪洋,而女子自己也因为违反了神谕而变成了一株树干中空的桑树。
后来有侁氏的女子在采桑的时候发现这株桑树的树洞里有一个婴儿,便捡了回去,这个婴儿就是后来辅佐商汤成就王业的伊尹。
总之,一切都暗示着孔母所生之子将来定会非同小可,空桑之地也因为孔子的出生而变得更加有名了,但这样一来,孔子的生父就从人间的叔梁纥变作了天上的黑帝。
父亲是黑帝,儿子就是玄圣,胸口天生六个字:制作定世符运。
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这是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
但这个空桑的传说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
孔子的这个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惹得很多人在打笔墨官司,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而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
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没机会见到汉代纬书(隋炀帝曾对纬书搞过一次相当严厉的禁毁活动),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
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
(司马贞这个“为贤者讳”
的做法大大符合公羊学的传统。
)
在神秘主义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称玄圣。
《庄子·外篇·天下》有“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
玄圣与素王并称,两者又与帝王天子对举,使这个《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汉人的作品。
于是,孔子变成了摩西,《春秋》也就变成了上得天启、下垂万世的《摩西十诫》。
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终于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
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给儒家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
对何休的评价如此之差,主要因为何休虽名为公羊大师,但过分脱离了《公羊传》的文本,自己生发出了许多奇谈怪论。
这就让我们看到,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多是公羊大义、穀梁大义或者左氏大义,和《春秋》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
而在公羊大义之内,属于《公羊传》本身的内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书中全然没有的何休大义。
苏轼还有过这样一个评语:要说奇谈怪论,“三传”
各自都有,但以《公羊传》为最,何休又从而附会了不少。
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这话要两说。
纯以学术而论,皮锡瑞认为何休之说自有师承,并非空穴来风,即便退一步说,就算被何休发明出来的那些春秋大义确实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多,但联系一下何所在的时代,经学的神学化赋予了学者以神圣使命感,使他们生起了继承孔子而垂法立宪的雄心,而经学的章句化又必然会使这一雄心无法容忍。
毕竟公羊学从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经致用为学术之最高纲领的,治其学者“一是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一是以《春秋》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如孙宝、吕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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