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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周宣王确曾徙封申伯于南阳，即《诗经·大雅·崧高》之所记。
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申国（又称申戎，姜氏之戎）或许和宣王徙封之申伯没有多大关系，要么是宗周附近独立的一支，要么是在申伯从宗周附近徙封中原之后还留在原地的申族余部，但这种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身份变迁却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小小的细节似乎不很有力地说明：作为后世春秋大义核心理念之一的华夷之辨在西周时代还不是那么壁垒森严。
华夷之辨在当初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较文明社会和较不发达之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分别。
比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讲道：“文献上记录着，印度一个以杀人越货为业的帮会的会员（awIndianThug），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于往来客商中杀那么多的人，越那么多的货，自愧不如，并引为终身一大憾事。
在文明尚属早创状态的种族里，说实在话，对陌生人进行抢劫一般是被认为颇有光彩的事情。”
另如威尔·杜兰所记：“狩猎与游牧部落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
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
他们日久成富，却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
猎户与牧人他们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不会感到如何的苦难。”
如果以此来衡量申侯在攻破宗周、杀死幽王一事上的正义性和道德责任感，他究竟属于华夏之申国还是夷狄之申戎似乎便具有了更高的权重，尽管搞清事实还是相当困难的。
平王东迁的相关史事遭遇罗生门。
一种事实是：幽王的王后申后是西申之女，西申就在宗周以西近在咫尺之地，正值强盛之际。
太子宜臼投奔西申，在外公那里寻求庇护，外公联合邻近的诸侯以及犬戎攻打宗周，杀死幽王，拥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
而郑武公作为西申的联盟者，共同拥立平王，并娶了西申公主为妻，是为武姜，后来便生下了郑庄公和叔段。
第三种事实是：申国原在河南信阳，宣王时徙封河南南阳，此后信阳之申为东申，而西申和陕西没关系，就是南阳之申，并且东申与西申并没有被分成两国，徙都南阳只是扩大疆域罢了。
至于到平王东迁的时候，无论东申还是西申，反正都是河南这一家。
事情看来越发难以弄清了，似乎河南申国说（无论信阳还是南阳）也有几分可以成立的可能。
那么，现在回到崔述最初的那个问题：河南之申国与宗周远隔千里，无论太子奔申还是联军作乱，都很有些实际困难。
如果依西申在宗周以西之说，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仍持河南申国之论，对这个问题可有合理的解答吗？
《诗经·小雅·大东》有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形容周人的国道又直又平。
《周礼·考工记·匠人》载周代道路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周人已经很重视对道路的营建了，在主干道上甚至还架有梁柱桥。
周公当初营建成周（洛邑），“自从成周建成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连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连结的两个统治中心”
。
周人的交通干线从周原经丰镐至于洛邑，由洛邑向东还在继续延伸，直达齐、鲁两国。
太子宜臼奔申，从陕西到河南基本上是周人最重要的主干道，虽然路途千里，但交通条件是第一流的。
这样一条“周道”
的存在应该可以适度地消解崔述的那个质疑，尽管太子宜臼所奔之申是否是河南之申仍然不能确定。
郑国开国史事的叙述至此便告终结，尽管依然疑云密布，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史实的种种谜团之上往往纠缠着种种真实的观念——史实也许模糊，观念却很鲜明；训诂也许失据，而观念依然被表达得如此真实而活泼，于是在经学的章句训诂与史学的辨析考据之外呈现出了另一种历史与社会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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