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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在交代郑伯克段一事的开篇，说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是为武姜。
从称谓结构可以判断，武姜之武是丈夫之谥，武姜之姜是娘家之姓。
申国是姜姓诸侯，相传为伯夷之后。
依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当初周幽王的王后也是此一申国之女，生子宜臼，是为太子。
史称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便废掉申后，改立褒姒为后，并废掉宜臼，改立褒姒所生的伯盘为太子。
这自然惹恼了申后的娘家，于是申侯联合犬戎，杀了周幽王和伯盘，与鲁侯与许文公立宜臼于申，这就是周平王。
这段日子正是郑国当运的时候。
从郑桓公传到郑武公，仅仅两代，所以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很近，加之两代人先后同为王朝司徒，郑武公又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还从当时正值强盛期的申国娶了公主回来，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郑国的政治背景可谓相当雄厚。
而与此同时，将来会在春秋时代叱咤风云的齐、晋诸国都是西周初年的受封国，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早就淡了，势力也远没像后来那样发展起来，这正是郑国崭露头角的时代。
在这种种优势之中，却也隐伏着一个问题：当初周幽王废申后、废太子，招致申侯联合犬戎发动叛乱，郑桓公即死于是役，那么，郑武公和申侯应该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才对，却怎么认贼作岳父了呢？
南宋陈鹏飞为此很是批评过郑武公。
绍兴年间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阐扬理学，著作《陈博士书解》。
这位陈博士是个骨鲠敢言的人，曾经先后得罪过秦桧祖孙，他在《书解》中论及周幽王之死，说祸患起于申侯，后来周平王感戴申侯的拥立之功，却不知道申侯功不偿过，郑桓公死于国难，郑武公却娶了申国之女，君臣都是这种货色，要指望他们洗刷国耻是没可能了。
后来陈振孙读到陈鹏飞的这条议论，颇为感慨，大约感觉到后者是在感时伤事，语讥时政，说“看来陈鹏飞得罪秦桧的地方可不止一处两处”
。
但是，陈鹏飞的议论需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上述史料同时为真。
但是，“同时为真”
所形成的矛盾也许正暗示着这些史料并不同时为真。
《史记·郑世家》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
，而《国语·郑语》只是说桓公“十一年而毙”
。
王玉哲认为，史伯、郑桓公反对周幽王和虢石父的行为，且对王室早有异心，所以郑桓公也可能是被周幽王和虢石父一派所杀，这就使郑武公更加坚定地站在了申侯一边。
王的论据之一便是郑武公和申国通婚的事实，“若桓公果为申、犬戎所杀，其子武公决不至忘杀父之仇，而与之通婚媾”
。
国仇家恨搅在一起，需要细辨。
清代辨伪大家崔述也持他一贯的怀疑态度，他这一回的质疑更多是基于大义与人情：“宜臼和幽王是父子关系，申侯和幽王是君臣关系，君臣父子是天下之大纲，这时候上距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算太远，社会之上大义未泯，况且站在太子宜臼这边的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都是贤良卓越之人，看到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终致幽王死、宗周亡，他们应当正义凛然地讨伐宜臼和申侯才对，哪可能跟这两个无君无父之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呢？退一步说，他们也该拥立幽王或宣王的其他儿子，哪能跟不忠之申侯一起拥立不孝的宜臼呢？”
桓、武两代长久以来的光辉形象越仔细看就越是模糊，经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用的并不是同一种语言，异代之观念与史实之考据若再夹杂一处，此时要问谁是谁非，那就更难扯清了。
钱穆的《国史大纲》就立场鲜明地站在周平王一系的对立面，说“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
，由此还可以看出东周衰败的原因：“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平王宜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
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
具体说到郑国，是：“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
钱穆的分析看上去很有道理，可如此说来，桓、武父子不仅不是贤良，简直就是“附逆”
了。
正义与否，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
虢公立携王，有可能是维护了王命意义上的正义，但这个政权究竟治理得如何，却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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