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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这里所作的属辞比事正是元明以来科举合题之祖。
那么,就“夏五月”
的含义和卫国人杀州吁做一下联系与对照:州吁被杀见于《春秋·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这句话在语言结构上和“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基本相同。
州吁以庶子身份弑君篡位,最后被国内元老用计除掉。
《公羊传》解释这句话里的“卫人”
的含义,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
何休注释:“讨贼的惯例是只记季节而不记月份,《春秋》这里记录了月份,是为了突出州吁被除掉得太慢了。”
属辞比事有了结果,至于说这样的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这就总要引入一些信仰的精神了。
后世的合题考试就更难一些,因为考生还要多加一层考虑,即猜测考官的理解。
顾炎武曾经深叹个中之弊,说《春秋》简直就成了一本谜语书。
《春秋》仅一万余字,谜题却在所多有:记事有深意,记时也有深意;符合体例的地方有深意,破例的地方也有深意;写了什么有深意,没写的也有深意。
“夏五月”
和“夏”
,这么一个区别,就被公羊家嚼出了无穷深意。
时间上看似简单的寥寥记载,在公羊家眼里反映了圣人治世大法的一则核心义理。
何休提出过《春秋》的纲领有所谓“三科九旨”
,及至清代,后起的公羊学大家孔广森撰成新时代的经典《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对何休种种旧说破而后立。
其中很主要的一项就是重新梳理“三科九旨”
:“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
在孔广森的这个新系统里,《春秋》里的时、月、日正是天道的体现,意义不可不谓重大。
在州吁被杀一事上,孔引崔彦直的意见,认为州吁才一作乱,卫人就应该立即讨伐,这才是大义所在,而他们一直拖到九月才在濮地杀了州吁,所以孔子特地记明了月份,以显示卫人行动之慢。
孔又作按语,说《春秋》记杀州吁“于濮”
,其意义和记克段“于鄢”
是一样的。
记叙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在公羊家解读《春秋》的过程中全都蕴含有无穷的深意。
那么,公羊家的解释到底对不对呢?这问题不好评论,但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即便在公羊学内部,许多问题(包括原则问题)都是争议不清的,比如上述孔广森驳证何休的时、月义例,而廖平又提出一个《无月例论》,认为在时(季节)、月、日的区分上,无非是大事记之详,小事记之略,而如果有小事值得重视,就在时间上详细一些,反之亦然。
可到底谁才掌握了真理呢?很难判断。
第二,仅在克段一事上看,在“三传”
之间做横向比较,《公羊传》的解释明显与《左传》不同。
而且,义理解说的不同先放在一边,单是在事实上,《公羊传》认为“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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