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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使天下人的想法尽同于己。
王在科举改革上步子迈得很大，不仅把自己的经义注讲作为考试标准，是为“新义”
，甚至还把进士科所考的“五经”
科目作了变动：废掉了政治哲学的第一经典《春秋》，替换为诸经之中最为晚出的《周礼》，此举一出，天下大哗。
为什么要废掉《春秋》，说法不一。
大约因为自孙复以来，《春秋》这门学问越来越空疏穿凿，让大有实干精神的王安石非常不以为然。
而据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语：王安石曾经有心撰写一部释《春秋》之书以行天下，而孙觉的《春秋经解》已经先一步刊行了，王安石暗生怨恨，又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超不过孙觉，便干脆用政治势力打压学术私敌，把《春秋》废除出科举考试必修课。
这个充满小人之心的说法未必可靠，而二程的弟子杨时以为：《春秋》并非被废弃不用，而是“三传”
互相出入，实在无法考订真伪，这就使《春秋》成为所有经典中最难读难解的一部。
所以《春秋》才被排除出官学体系，让那些急于科举的士子不必在这上面耗费时间。
杨时的这个看法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春秋》很难懂。
这样说看似比较荒谬，《春秋》被认为是孔圣人唯一的一部撰著，是经学当中的第一大经，是政治哲学的最高纲领，居然让杨时这样的大学者也能说出“很难懂”
这样的感慨！
杨时这么说，倒不应该是俯伏于王安石的权势之下——这两人虽然时代不同，立场上却可以称得上是死对头，甚至在王安石死后，战火还没烧完：王在崇宁三年曾被配享孔庙，和颜渊、孟子排班而立，结果在钦宗时杨时上书劝谏，渐次把王从圣殿里给拉下来了。
这对老对头各自都是顶尖的学者，也一样认为《春秋》太过难懂。
王安石在给韩求仁的一封信里泛论自己对经典的见解，开篇说《诗经》洋洋洒洒，后来谈到《易经》，说《易经》很难，自己当初没摸到门，而结尾处寥寥两语谈论《春秋》，说“三传”
不足信，所以《春秋》在诸经之中是最难懂的。
金景芳曾以《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二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为据，推定“《诗》《书》《礼》《乐》是普通科，人人共习。
六艺则不然，其中有《易》和《春秋》二书，是具有高深理论的著作，非高材生不能通。
故在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
。
在这“非高材生不能通”
的两部书里，王安石眼认为《春秋》要比《易经》还难，而难的原因在于“三传”
的不足信。
大胆揣摩一下王安石的意思，似乎是说：《春秋》即便真有什么深意的话，我们恐怕很难从互相龃龉的“三传”
当中看出多少端倪。
至于《周礼》，其可靠性向来争议极大。
褒之者如朱熹认为这是周公以此书辅佐成王，垂法后世，但贬之者也不乏其人，尤其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今文公羊学极为排斥古文阵营中的《周礼》。
王安石废《春秋》而代之以《周礼》，难免会令一些时人怀疑。
比如欧阳修，他也曾经主张重新统一经义，却很是觉得《周礼》可疑；再如蜀学的领军人物苏辙，也辨析过《周礼》有“三不可信”
。
表面看来《周礼》是周公治理天下的详尽而近乎完备的政治法典，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但越是细看就越感觉它像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政治乌托邦，甚至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刘歆伪造的。
那么，刘歆为什么花费如此大的心血要伪造一部儒家经典？持此论之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刘歆是王莽的国师，伪造《周礼》是要给王莽的篡位提供理论依据。
这种说法虽然现在不再为学者们所采信了，但当年的杀伤力着实不小。
刘克庄一次在缉熙殿进讲《周礼》，上奏说道：《周礼》这部书曾经三度大行于天下，第一次是用于王莽时代，第二次用于后周，第三次用于王安石熙宁变法，都酿成了天下大祸。
从应用上看，三次应用，三次大祸，而从理论上看，古文学派曾经以为《周礼》是周公亲作，刘歆、郑玄更推之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法门尽在书中。
而推行《周礼》和天下大乱之间虽然很难说有什么牢固而确定的因果关系，但至少《周礼》看上去实操性太强，不像《春秋》尽是一些谁也搞不清的原则性的大道理——或者可以这么说，《春秋》比之《周礼》更有弹性；或者说《春秋》是“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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