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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虚的，时政才是实的。
5.胡安国
“中兴天子要人才，当使生擒颉利来。
正待吾曹红抹额，不须辛苦学颜回。”
时局变了，学术呼唤自然也就变了。
孙复之学与苏氏之学在北宋各领**，及至靖康之耻，宋室南渡，经学风气大生变化，以胡安国《春秋传》最为代表。
一般认为，胡安国的学术承自程颐，在国仇家恨的背景下更把孙复的尊王攘夷之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而胡氏的《春秋传》在南宋被定为官学，降及元、明两代更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
到了清代，胡安国的攘夷之论自然难以通过细腻的文网，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被打入九泉之下。
当然，抛开政治因素不谈，胡安国的《春秋传》继承了北宋学人的苛评原则，浑身充满道学色彩，重义理而轻史实，仅以这几点而论，或许可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高标独树，若要拿到清代汉学的阵营里，却绝对算不上什么佳作。
从克段一事上可以略窥胡安国的解经风格，他说：用兵是国之大事，需要君臣合作才行，所以用兵之事当称国命才对；讨伐叔段，公子吕做主帅，则当称将；派出了二百乘军队，则当称师。
而《春秋》既不称国命，也不称将、不称师，只称“郑伯”
，是认为罪过全在郑伯身上。
单是这样还嫌批评的力度不够，所以又接着写“克段于鄢”
——克，是表示以武力取胜；对叔段不称弟，是说郑庄公分明把叔段当作路人；于鄢，是说郑庄公对叔段迫之太甚。
胡安国虽然为《春秋》重新作传，却绝没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坐终始”
，就在这一小段里，史料上得自于《左传》，义理辨析上得自于《公羊传》，都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最后解释“于鄢”
说“操之为已蹙矣”
，这就是引自《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的文字，就连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甚至在训诂上都是得自于何休的。
更要紧的是，胡安国的这个议论大异前人。
以往一般都是说叔段坏、郑庄公更坏，而胡安国却说《春秋》之义完全是批评郑庄公的。
胡安国也知道自己的意见比较特别，接下来便发出一个设问：所谓“君亲无将”
，叔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犯的是必诛之罪，而郑庄公只是拗不过母亲而已，为什么说《春秋》放过了叔段而独独归罪于郑庄公？
“君亲无将”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已见前述。
那么，按照“君亲无将”
的准则，叔段只要动了一点儿谋逆的念头就该被赶紧杀掉，既然如此，郑庄公就算这时候杀了叔段也是符合春秋大义的，被褒奖还来不及，怎么还会被批评？更何况叔段何止有一点点谋逆的念头，分明是荷枪实弹地把谋逆付诸实施了，《春秋》为什么放过叔段而独罪庄公？
胡安国的回答是：郑武公还在世的时候，姜氏就一心想立叔段为接班人，等到郑武公去世之后，姜氏以国君嫡母的身份主于内，叔段以国君宠弟的身份居于外，况且叔段多才好勇，很得国人的拥戴。
郑庄公把这些看在眼里，恐怕叔段终将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故而费尽心机，纵容叔段走上邪路，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
到这时候，国人不敢不从，姜氏不敢掣肘，叔段自会被革除属籍，无法再居于父母之邦。
这一切后果都源于郑庄公的心计。
而王者之政是以德行教化民众，以自身的道德光辉感染民众，哪能用险恶心计对待天伦之亲再加之以刀兵？《春秋》探究事情的本质，首先要诛灭的就是人的不良动机（“《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
），以此来正人心，并昭示天下为公，不可因私乱公的道理。
胡安国在这里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春秋学命题：“《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
，这就意味着，虽然叔段恃宠而骄，终于走向谋逆之途，但这主要是郑庄公刻意养成的，所以祸根还是得算在郑庄公的身上。
《春秋·桓公十一年》记有“郑伯寤生卒”
，饱受后人争议的郑庄公就在这一年里辞别人世，而胡安国继续批评道：作为一国之君，所作所为一定要遵循天理，可不能让私欲压倒天理。
郑庄公之事是我们永远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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