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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孩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在孟子看来，这“四端”
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人可以“扩而充之”
，有的人却不可以。
那么，既然“四端”
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这就属于“天理”
——这就是真德秀加于其上的理学概念，是很恰如其分的，是与孟子之学一脉相承的，发展到后来，又有明代心学巨匠湛若水从这“扩而充之”
里推导出“随处体认天理”
的著名主张，王守仁则指之以为“良知”
。
宋代理学对孟子的“四端”
概念有了很大的发挥，把义、礼、智统于仁之下，再扣上一个“天理”
的帽子，如陈淳所谓“盖仁者，此心浑是天理流行”
，然后义也好、智也好，分别万端，浑然也都是天理流行，此说当本于程颢那篇有理学发轫之功的“学者须先识仁”
之论。
更有陈埴著名的《四端说》，传理学之精义，把“四端”
提到“太极浑然之体”
的地步。
那么，以理学眼光来看，唐太宗是人，必然也有“四端”
，并且在送别诸王的时候明显表现出了“四端”
之中的恻隐之心。
那么，按照孟子与真德秀的逻辑，如果唐太宗能把这个恻隐之心“扩而充之”
，自然就“足以保四海”
，但真德秀觉得很可惜他没做到，在这位理学大宗看来，唐太宗是不达标的，有污点的。
那么，假设李建成和李元吉真的昏庸得不可救药，李世民若不搞政变这两兄弟就会亡国，这又当如何？宋代范祖禹的《唐鉴》是极少数能得到理学家赞誉的史书，其中回答这个问题，认为如果真要靠悖天理、灭人伦才能坐稳政权，那倒不如亡国的好。
范说当源自《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义正词严，司马光也曾从嫡长子继承法之不可动摇性来赞许商之微子与吴之季札，赞他们宁可亡国也不去违礼。
而到了贺仲轼这里，同样对唐太宗的兄弟之事，不讲天理，不讲“四端”
，却提出了一个“定势”
，而“势”
这个概念原本是申、韩法家的核心。
我们再看靖难之变，朱棣的所作所为明显背离孔孟之道和理学大义，却很符合“定势”
的标准。
那么，如果按照“定势”
的思路来推求事件解决的合理化方案，结论应该就是：当初朱元璋如果立了朱棣做太子，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看来源头得追溯到朱元璋头上，如果换到克段事件，那就得怪郑武公了。
贺仲轼只是使这个结论呼之欲出，黄正宪却明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郑武公能够安定周王室，可谓是郑桓公的合格接班人，难道还不算贤君吗？但是，当姜氏屡次请求废长立幼的时候，郑武公又为何不明示长幼之序？迟疑不决，这才使姜氏溺爱幼子之心越来越盛，这才有了以后的请京、收贰、缮甲具兵之谋，终致庄公顺应了母亲的私情而助长了叔段的气焰，酿成兄弟相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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