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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正确”
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
再者，“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
在多元化观念兴起之前，对异端当然不会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符合“义理正确”
，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
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
黄、胡二人成为一对相反的榜样。
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
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
成立，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
隋朝学者刘炫就曾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道：“元”
和“正”
只是取其“始”
“长”
的意思，和“体元居正”
之类没有关系。
“元年”
仅仅指的是“第一年”
。
如果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合起来看：“元年”
仅仅指的是“第一年”
，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便已如此，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正确吗？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
但问题是，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
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
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
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
，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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