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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主仆双方以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和谐和友谊……
臣服礼这种形式不带有基督教的痕迹，这种缺漏大概可以解释为：它所表达的象征意义源自久远的日尔曼社会。
对于一个除非由上帝作保便将一种誓言视为无效的社会来说，这种缺漏已逐渐变得不能接受。
就其形式而言，臣服礼本身从来没有改变，但从加洛林时代起，显然又加入了第二种基本上为宗教性的仪式：新产生的附庸将手置于圣经或圣物上，宣誓忠于主人……
所以，臣服礼经历了两个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重要性则不相同。
因为效忠行为中没有特别的东西。
在一个动**不安的社会，怀疑猜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诉之神的仲裁似乎是少数行之有效的约束性措施之一，所以有很多原因要求效忠宣誓频繁进行。
……
如果“诉之神的仲裁似乎是少数行之有效的约束性措施之一”
，那么，当现实性的考虑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的时候，这一约束措施在一个“动**不安的社会”
里究竟能发挥多大的约束力呢？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一约束已经多次被现实证明为软弱无力的时候，除了人质之外，还能有什么替代措施吗？
的确，如果仅仅是双方立约，就像鲁隐公和邾仪父这样的，鬼神不大靠得住了，周天子也起不到实际作用了，能够维护约信的大约就只剩下一个“仪式化”
了。
“仪式化”
，也可以称之为形式主义，古老的周礼就深得这一形式主义的精髓——直观来看，所谓周礼，所谓被孔子那么心向往之的周礼，很多内容也无非是穿衣戴帽而已，当然，这个穿衣戴帽可不比现代人，而是有着无数复杂烦琐的细节讲究。
形式主义具有很强的功能意义，比如，如果一个人缺乏自信、萎靡不振，最简便的一个解决办法是：穿一身漂亮的运动装。
因为每天的着装都会给人一种心理暗示，服装的气质会逐渐地影响到着装者的气质，
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
一位女性，穿西服裙的时候，上楼梯一般都会一步一个台阶，动作幅度被尽量缩小，这无论给别人还是给自己都会造成一种拘束、文雅的心理暗示，可如果换成运动装，上楼梯自然脚步轻快，造成的心理暗示就是青春朝气型的。
常见的例子还有：一般行业的窗口性职员（如商场售货员、饭馆服务员、银行前台），大多通过统一着装来消弭个性，营造出一种整体形象，但创意行业很少有此要求，其宽泛的规章制度，使大家尽量个性张扬。
同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起名字也是这个道理。
这些心理暗示和古老的周礼其实同出一源，如果人的一生都被严格限制在规定的等级之内（表现为服装、色彩等等），他的心理和行为自然会受其影响。
近代显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在睦仁天皇的登基大典上，礼服由唐装一变而为西服。
康有为论及此事，认为日本当时西法改制并未大获人心，于是改革者试图以服装之变来影响人心之变。
宋恕论当时中国的政治改革，甚至认为改穿西服才是首务当中的首务。
综上，带来这种种心理暗示的力量，可以称之为“仪式力量”
，它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就是起到一种座右铭或戒指的功效，总之，是负责不断提醒当事人的。
这和人类记忆力的特点紧密相关，因为“每当人们认为有必要留下记忆的时候，就会发生流血、酷刑和牺牲”
，例证是“那最恐怖的牺牲和祭品（诸如牺牲头生子），那最可怕的截肢（例如阉割），那些所有宗教礼仪中最残酷的仪式”
，理由是“疼痛是维持记忆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如是说，联系到这里所讲的会盟，“流血、酷刑和牺牲”
却是非常准确地形容了那些被割了耳朵的牛，当然，在更原始的情境中，当事人要割伤的往往是自己的身体（现代社会依然流行的文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传统的遗存）。
仪式作为“提醒者”
，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建立文化的最古老的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设立这种‘提醒者’的制度。
……宗教仪式一直是这种‘提醒’过程中的关键手段。”
这种“提醒者”
的概念非常宽泛，如前面的例子里，运动装和西服裙都在扮演着“提醒者”
的角色：你是一个青春女生，一位白领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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