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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封建社会的政治理念到了集权社会不但未被废弃，反而得到了强化。
我们再来仔细体会辛伯的这番至理名言，可以发现它是有两个政治理念作为前提的：一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二是“名实相当”
，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如果天有二日，民有二主，天下就要大乱；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也要大乱。
这两则政治理念从封建时代到专制时代，历千载而不衰，堪称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精髓，也是非常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几乎不言而喻之观念。
纵观历史。
汉有七国之乱，唐有藩镇割据，虽然政治形态各不相同，但耦国的实质却是一致的，祸害也是一致的。
所以耦国之害，既是演绎型的真理，也是经验性的真理。
《左传·隐公三年》载石碏语：“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破义，所谓六逆也。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这个六逆六顺之说和批判耦国二政在思想上是如出一辙的，虽然看起来论资排辈、保守顽固，但在一个社会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这确实比那种任人唯贤、打破门第观念的做法更容易维系社会稳定。
事实上，越是乱世，越容易出现任人唯贤、不拘一格的局面，因为外界压力太大，非如此不足以应付。
柳宗元写过一篇名文《六逆论》，反石碏之道而行，认为六逆中的三逆，即“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
不但不是逆，反而是“理之本”
。
这不能简单说谁对谁错，因为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已经越过了盛唐的颠峰，社会所面临的压力开始变大了。
明代杨慎有一篇《柳子六逆论》，就认为柳宗元的论述疏忽于时世的变迁，周代社会讲究亲亲之道，用人方面“先宗盟而后异姓”
，传统固然，习俗难改。
耦国问题，京邑为《春秋》初见，而在整个春秋时代，耦国是一个常见现象。
在封建制度下，封国和封邑虽然都有上级单位，但各自也都拥有相当的主权，甚至大略可以被当作主权国来看待，加之当时也没有发展出来牢固的管理技术，尤其地盘一大，中央对地方便很容易缺乏有力的管理控制。
这就像恐龙可以长一条几百斤的大尾巴，但老鼠要是长了同样的尾巴就非得把自己害死不可。
如果管理能力和政治规模不匹配，耦国的危险性就迫在眉睫。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灭掉了陈国和蔡国，在陈、蔡、不羮三个地方建筑大城，他的理由是：“中原各国之所以不归附我而归附晋国，是因为晋国离他们近，我们楚国离他们远。
现在我在这三国修筑大城，每城都有千乘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
再加上本土的力量，何愁中原诸侯不来归附呢？”
范无宇给楚灵王泼凉水：“古书上有记载，修筑大城是没有好处的。
当初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这些都是国之大城，结果叔段据京邑危及郑庄公，郑庄公险些就打不过他，栎城的公子突攻打国都掀起内乱……另外那些地方也都发生过同样的祸患。
这些事，诸侯各国都有记载，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况且修筑城邑好比调理身体，人体有头有脚，大的部位能指挥小的部位，所以人活动的时候才不觉得吃力。
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
先王担心后人不能遵循，便定下一套规矩让人遵守。
边境地区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尾巴，您看看牛马那些牲畜，叮在尾巴上的牛虻一多起来，尾巴也就不方便摆动了。
您修筑这三座大城，恐怕要遇到同样的麻烦。”
虽然范无宇把耦国之害与礼制之因说得十分清楚，但楚灵王没听进去。
结果筑城之后的第三年，陈、蔡、不羮三城的人接纳楚灵王的叔叔公子弃疾，起兵叛乱，把楚灵王给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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