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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诛心之论与原心定罪·赵盾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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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心之论虽然被公羊学发扬光大，但《左传》和《穀梁传》也能占一份功劳。
《左传》“谓之郑志”
这句便已开诛心之先河，杜预解释为“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
——事情虽然以叔段出奔为结局，但《春秋》特地用了一个“克”
字，就是为了告诉大家郑庄公对叔段心怀杀机，也就是说，郑庄公的意图是要杀掉叔段，而不是仅仅把他赶到国外。
“诛心”
是春秋大义当中较少受到争议的一个主题，典型的例子正是《春秋》对鲁隐公之即位与鲁桓公之即位的不同书法——《春秋·隐公元年》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而《春秋·桓公元年》却记载了鲁桓公的即位，隐公是桓公之兄，本有让国于桓公之意，却被桓公阴谋杀害，那么，《春秋》为什么对贤君如隐公者不书即位，对篡逆如桓公者却书即位呢？
《公羊传》解释桓公的“公即位”
说：按说《春秋》继承被弑之君的新君是不书即位的，但这里之所以记载桓公的即位，是依照桓公的心理动机而记事的。
据董仲舒的解释，隐公是“不愿”
即位，桓公是“意在”
夺位，《春秋》是按照当事人的心理动机来记事的，依贤者的心意而书以表彰其义，依坏人的心意而书以著明其恶。
这就意味着，在《春秋》的标准当中，动机就是事实。
这个例子所表现的可以说是公羊家眼中的春秋大义，而在《春秋》本身也能找到确切的佐证，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春秋·宣公二年》所记载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这句话明明白白地指斥赵盾弑君，但事实上，弑君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而且，不但史官知道是怎么回事，孔子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真凶是谁，也都知道被弑的晋灵公是个昏君，而被“诬陷”
的赵盾是位良臣，但依然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道理何在呢？
据《左传》，晋灵公谋杀赵盾未遂，赵盾开始逃亡，而在赵盾还没有逃出晋国国界的时候，赵穿就把晋灵公杀了。
晋国的史官就是那位著名的董狐，在史册上写下“赵盾弑其君”
，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看。
赵盾这时候已经回来了，看到董狐这么写，觉得很冤枉，激动地申辩道：“事情不是这样的！”
但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国之正卿，弑君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国境之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这样看来，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作隐讳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而蒙受了恶名。
可惜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弑君的恶名了。”
在我们看来，董狐这位良史明明没作实录，却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
，这和现代人的史学观念实在太不一样了。
钱穆曾经认定《左传》袒护赵盾，这段所谓孔子之言如果不是伪造的，就是道听途说的。
但《左传》既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钱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这就只能本着信仰的原则去理解了，就像欧阳修当初提出的理由：“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
，而“三传”
的作者就没有这么高的信誉度了，所以对赵盾弑君这种记载，自然要相信《春秋》而不信“三传”
。
再看董狐，他把弑君的罪责归在赵盾身上，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赵盾是国之正卿，第二个理由是凶案发生时他仍在国境之内，按规矩应该对此事负责——这大概就好比一些现代国家里如果发生了什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重大事件，即便和执政官毫无关系，执政官也要引咎辞职；第三个理由是赵盾回来之后并没有追究凶手，董狐大概由此而推测赵盾在心里是认为晋灵公该杀的，赵穿杀得对——既然赵盾以行动透露出了这种心理，那就可以说赵盾就是弑君的凶手。
这最后一点，就是诛心。
诛心本来是公羊学的强项，但《公羊传》在这一年里没有传文，而在宣公六年详细记载了事件经过，风格近于《左传》。
《春秋·宣公六年》记载“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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