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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郑庄公给杀掉了。
刘炫在这点上解释得非常到位，他是把“克”
字理解为攻杀的意思，说《春秋》用“克”
字并非写实，而事实上叔段是出奔，并非被杀。
正因为《春秋》的这个记载不符合事实，所以《左传》出来解释，说“克”
字描写的其实是郑庄公的心理事实。
孔颖达在刘炫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说孔子书“克”
不书“奔”
，准确写出了郑庄公的险恶心理，表达了对郑庄公的贬抑之情。
《春秋》所衍生的这种思想实在影响深远，我们不必把目光放得太远就可以看到无数的例子。
比如几十年前书报杂志刊登的一些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照片，在政治上被打倒的人同时也会在照片上消失——这些底片挖补工作就是新时代的春秋笔法，当一个人在“义理正确”
的层面上被打入另册之后，在“事实正确”
的层面上便也跟着不复存在了。
《左传》对郑庄公的批评一个是“讥失教也”
，一个是“谓之郑志”
，学者们普遍认可《春秋》对郑庄公持批评态度，对批评的轻重程度却很有分歧。
汉代经学大家服虔认为郑伯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杀掉弟弟，所以故意养成其恶，等火候一到自己就放手来做。
而孔颖达则以为：《春秋》只是责备郑庄公对弟弟“失教”
，并没说他一开始就有杀弟之心，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郑庄公一开始就意在杀弟，这叫作“故相屠灭”
，哪还说得上什么“失教”
？而且国君处置臣下，扼杀谋逆于摇篮之中是理所当然的，就算臣下恶行未彰，国君也大可堂而皇之地生杀予夺，何必非要等待恶行彻底暴露的那一刻？所以服虔说郑庄公从一开始就有杀弟之心，这就属于诬蔑了。
两相比较之下，孔颖达的解经还算比较踏实的，但即便《春秋》确定是孔子所著，孔子在遣词造句的时候是否也像孔颖达一样深思熟虑，这可就说不准了。
说到底，“郑伯克段于鄢”
仅仅六个字而已，如此简略的叙述给了经学家们无穷的解释可能，到底谁说得对，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服虔和孔颖达的对垒当中，至少后者更能够自圆其说。
另一方面，未必可靠的事实造成了真实不虚的影响，如欧阳修《新五代史》模仿《春秋》笔法，攻城略地所用到的动词共有两个：一是“取”
，表示不大费力就攻下来了；一是“克”
，表示攻取之艰难。
一部《新五代史》就这样书法谨严、褒贬分明，赵翼誉之为“虽《史记》亦不及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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