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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叔段之不义，郑庄公之残忍，都是郑武公酿成的，又有姜氏从中助长。
《春秋》记“郑伯克段于鄢”
，难道仅仅是责备叔段之不弟不臣和庄公的处心积虑吗？
解经解到这种程度，看来各种可能性都该被说遍了，这不禁使人疑惑：恐怕再也解不出什么新意了吧？那么，孔子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哪位学者探明了圣人之大义？
第二个问题至此仍然不好回答，但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尽管一些解经之作明显缺乏新意，但这样想显然过于乐观了。
不同的解释仍然是存在的，有朴素的，也有深刻的。
朴素的例子比如季本的《春秋私考》：叔段本居京邑，京邑在今天的郑州荥阳县，本是郑国的大邑。
而叔段又有才无德，他要谋反是势所必至的。
但《春秋》既不写叔段反叛，也不记鄢地被围，说明此事一定发生在作《春秋》之前，具体细节在当时就已经搞不清了。
而书“克”
字，是因为叔段势力很大，势不可当，虽然跑到了鄢地，这里没什么险要可守，郑庄公的军队也必然花了不少时间才把鄢地打下来。
段不称弟，表示他已被断绝了宗室关系，是犯了罪才遭到讨伐的。
深刻的比如姚舜牧的《春秋疑问》，详细论证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春秋》一开始要写郑伯克段的事？这是有深意的，这个深意不在郑庄公和叔段身上，而在鲁国。
这个说法黄道周《坊记集传》也有（已见前文），不过姚舜牧的论证更为详细。
姚先论郑庄公之坏，不仅仅是从克段一事入手，而是综观郑庄公的全部生平事迹，说他一贯心机深沉，奸计百出，那么他对付亲弟弟自然也最可能用上了这份心机。
这样一个坏蛋，自是入《春秋》的首恶之徒。
但这里有个问题：郑庄公再怎么坏，这到底是郑国的事，鲁《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原因是：当时鲁国和宋国结亲，成为一党；齐国和郑国结成一党，而宋国和郑国则有着解不开的世仇。
我们看《春秋》记隐公元年九月鲁国和宋国在宿地结盟；隐公三年八月宋穆公去世，同年十二月齐僖公与郑庄公在石门结盟，癸未葬宋穆公；隐公四年夏，鲁隐公与宋殇公相会于清地，宋殇公、陈桓公、蔡人和卫人攻打郑国，同年秋天，鲁国公子翚领兵会合宋、陈、蔡、卫攻打郑国；隐公五年，邾人、郑人伐宋，宋人伐郑国，包围了长葛。
从这些记载，便可看出当时宋、鲁、齐、郑四国之间的关系。
到了隐公六年，局势为之一变。
这年春天，郑国人来鲁国弃怨修好；同年夏五月，鲁隐公与齐僖公相会，在艾地结盟；隐公七年夏，齐僖公派他的弟弟夷仲年来鲁国聘问；郑庄公派宛来鲁国划归祊地，庚寅，鲁国入主祊地；隐公九年冬，鲁隐公与齐僖公在祊地相会；隐公十年春，鲁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在中丘会面；同年夏天，鲁国公子翚领兵会合齐人、郑人攻打宋国；六月，鲁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隐公十一年夏，鲁隐公与郑庄公在时来会面；同年秋天，鲁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进入许国。
鲁国与宋国本来有通婚关系，是一党，但自此以后，鲁国与宋国断绝了关系，开始与齐国联姻，终春秋之世始终如此。
所以孔子特地记下“郑伯克段于鄢”
，揭露郑庄公处理母子兄弟亲情尚且如此残忍害理，友邦更要小心和他交往，免得掉入陷阱。
鲁隐公答应了郑国的弃怨修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以说，《春秋》开篇记载“郑伯克段于鄢”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多大，而是用这件事来为后来的和谈、归祊、助郑、伐宋一系列变故张目。
在一开始交代清楚了郑庄公的心机险恶，读者对后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也就容易理解了。
所以说，克段虽然是郑国的事，但《春秋》记载这件事实是为鲁国而发。
明白了这个道理，对后文也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孔子作《春秋》的本旨也就能明白一多半了。
姚舜牧贯通隐公世的全部十一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不说很有道理，而且确实曲折深刻。
无论他是否真的探得了圣人真意，至少为读者列出了这十一年纷繁事件的一个清晰大纲。
但是，当我们回顾自汉代以来的这无数歧说，各有各的道理，却依然不知道孔子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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