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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说，还有说始隐取意于周天子不该给诸侯之妾送丧仪的，更有说这问题和周平王无关而是取意于周桓王的……各个学说有兴起，也有没落，比如，随着汉朝的结束，“孔子作《春秋》为汉朝预制宪法”
的说法自然没了市场了。
那么，究竟正解为何？有一个较为晚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为合情合理，即《春秋》的发端其实和“三桓”
有关。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
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论语》里就没少这些记载，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而“三桓”
当中又以季孙氏僭越至高权力，还曾经以天子之礼乐规格“八佾舞于庭”
，搞得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
这所谓“三桓”
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一段“君亲无将”
和“缓追逸贼，亲亲之道”
这两则大义的原委，说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兄弟四人围绕继承权展开一连串的生死恶斗。
后来，庆父的后人别立宗族，称为孟孙氏（也作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
又因为庆父兄弟都是鲁桓公之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
。
“三桓”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鲁桓公的，而这位鲁桓公正是鲁隐公的弟弟。
这两兄弟也曾因为君位继承问题很有过一番纠葛，最后鲁桓公暗杀了鲁隐公而即位。
那么，很容易的理解是：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
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明代黄道周《坊记集传》就提出过这个说法，认为《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鄢起郈与费”
——孔子讲叔段犯上作乱的事完全是在为将来的三桓张目。
今人王树民亦主此见：“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
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此解很是通透，处处圆融无碍，但有一个相当要紧的问题是，这一连串的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的，即《春秋》确实出自于孔子之手。
王文开篇即说：“《春秋》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无异说。
《春秋》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者，也是无人否认的事实。”
但事实上，《春秋》是否为孔子所定，自古以来绝非没有异说，《春秋》是否为依据《鲁春秋》修订而来，也并非就是无人否认的事实。
如杨伯峻之结论：“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
虽然郭店竹简的出土似乎使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了比较牢靠的保障，但具体到《春秋》而言，这种关系是否超出了杨的这一描述，至今也未能凿实。
这也就意味着：王的上述推论虽然新颖可喜，其基石却未必如他所断言的那样牢靠。
退一步论，即便能够确认《春秋》确实是孔子所作，但王说还只能算是入情入理而已，铁证依然渺茫。
毕竟，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
在若干个合理答案之中，“更合理”
或者“最合理”
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
于是，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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