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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宋学风气，时人甚至认为整部《春秋》都是“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
。
清代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迎合圣意，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在元兵打来、别人纷纷投降的时候，他却可以毅然死节，真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
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算扎实，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有卫道之功，所以，还是不该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
3.三种正确：事实、义理与政治
四库馆臣那么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刻薄了些，道理却也一点儿不错。
现在看来，作为“误读”
对立面的“正解”
，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不同证词的时候，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
那么，就“事实正确”
来说，真相只有一个。
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唯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么变，不管政治形势怎么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
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史学范畴，信者传信，疑者传疑。
“义理正确”
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过的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
，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
就“义理正确”
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
“义理正确”
并不是唯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而变，会随学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修养而变。
两种相互对立的“义理正确”
并不一定可以证伪对方，它们既可以同时正确，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各自正确。
它们也可能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即便在同一个时间里。
当然，一般只有旁观者才会这么看，当事人往往坚信自己手中握到的就是那唯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确”
来说，上述乾隆帝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汉代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
的范例。
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
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
“政治正确”
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
对其衡量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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