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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么说，即位的确实该是桓公，这就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的继承原则了。
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们的父亲鲁惠公好像没生出过嫡子来），而桓公的母亲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当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贵”
，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后，“母以子贵”
，他的母亲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
“母以子贵”
的另一说（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儿子，身份就会按次序得到提升。
但是，从《公羊传》原本的说法来看，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隐公母和桓公母的身份差异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搞得连鲁国人也不是很清楚她们到底谁尊谁卑。
但这个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如前所述，这种身份差异无论再怎么细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标来区分高下的，怎么可能让人搞不清楚？经师们大约也觉得这道理可疑，于是何休解释说：两位母亲的身份高下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朝廷上的大夫们肯定也都清楚，《公羊传》所谓“国人不知”
，只是说鲁国的国人对此不大清楚罢了。
但是，问题依然没得到圆满解决：只要朝廷里的大夫们知道尊卑原委，这应该就足够了，他们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来拥立桓公，可他们为什么偏偏舍弃桓公而另立隐公？唯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大夫们包藏私心，做了错事。
这理由还真是被公羊家承认的，弥合之论是：大夫们拥立隐公之事确实做得不对，但以褒贬为要务的《春秋》为什么不批评他们？因为这事发生在《春秋》记事之前，按孔子“既往不咎”
的处事原则，就不予追究了。
（3）光武诏书：对公羊经术的一次实际应用
《公羊传》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继承法，既是一种对历史上某种社会制度的分析描述，同时也是一套实用性很强的政治技术。
尤其在何休等公羊家的细致解说之下，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技术变得如此的具体而微，一旦读熟，马上可以拿来就用——就算没读熟，在实用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大可以临时抱佛脚，不像一些后儒那样大谈心、性、命、诚、敬、天理、无极、太极之类的字眼，方法论上“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
，讲起来高深莫测、廓大无边，却长于务虚而短于务实。
这便是学风随时代变化而使然。
相比之下，公羊学的这个继承法似乎只是实际的政治技术，而不是抽象、高妙的哲学理念，这也正是汉代学风的一种体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的不是“儒学”
，而是“儒术”
，这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
现在所谓的“学术”
一词，原本分别为“学”
和“术”
两个独立的概念。
朱维铮考察这个问题，说司马迁给儒林或公卿作传的时候，“倘指学问或学人，必用‘文学’，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术’，二者从不混用。
《汉书》也是如此，不过或改文学为‘经学’，或称儒术为‘经术’。
那时为什么重视术学之辨？因为术贵实用，学贵探索。”
汉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一众儒学名家（其实该称为儒术名家），无不是现实色彩很重的实用主义者。
进一步说，当时所谓的“独尊儒术”
，实际上就是独尊公羊学，董仲舒便是公羊学的一代宗师。
而当时的所谓尊孔，原因也正在于《春秋》。
《公羊传》附丽于《春秋》之后，《春秋》之学名为《春秋》，实为《公羊》；至于《论语》，在当时却无甚地位——即便在后来“四书”
大行的时代，很多时候《春秋》之学仍属“大学课程”
，“四书”
只是“中小学课程”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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